从老村到陈村：尊严比“文学”更重要

前不久，我在天涯社区“天天茶舌”发了篇名为《痛斥“专业作家”陈村》的文章，文字尖锐地批评了陈村那封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金炳华信中所流露出来的可怕的等靠要的依赖思维，并指出这就是“中国作家长期被包养所导致的最终可悲结果”。行文匆匆，发出以后，看到一些网友指责这是“偏见”和“狭隘”，是缺乏“同情心”，孤立地读这些发言，很会让人对信中展示的“道德关怀”，产生同情，针对陈村发表公开信的动机、时间、方式，我已在文中进行了质疑，下面以另一个作家为例子来谈谈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陈村发表公开求助信的做法，很自然让我联想起另一位老作家，他就是现居北京的自由作家老村，老村原名蔡通海，陕西澄城人。出身木匠世家。中学毕业因不愿遵从父亲意志做木匠而去当了农民。这期间开手扶拖拉机、看磨坊、点西瓜、卖红薯，还当过水利绘图员、工地战报编辑、生产队会计等。后又参军十载，又从部队考上大学，在广西西宁市电视台做了7年编导，由于看透了官场的险恶与人心的恶毒，加之个性无羁，为了过上有尊严的生活。1992年，老村弃薪卸职，后定居北京，专心文学创作。14年一晃就过去了，期间老村经受住了生活严酷的打熬，这些从他的自传性随笔《吾命如此》和《痴人说梦》中可以看出来，透过其中血泪一般质朴厚重的文字，我能深深感受一颗艰辛深重灵魂的重量,现今每一个仍在被包养的“专业作家”都应该深感耻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独立？老村可以告诉你们。
　　
　　
　　首先，为什么要写作？老村出生于陕西偏僻的农村，从小到大，经历了难以言说的痛苦、苦难、饥饿，那里社会运动和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几千年来，黄土地上的人既要遭受暴君的奴役，又要忍受自然的奴役。磨难和屈辱以及与之顽强的抗争，构成了老村文学的主线。创作长篇小说《骚土》，源于黄土地上农民有巨大的苦难需要诉说。只有一个品尝遍生活酸苦的与底层民众打成一片的人，才会品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老村写作的动力来源于这片苦难深重的黄土地，这是他的不竭的写作素材和精神资源，农民和黄土地便成了他真真切切的写作内容，参与到他的经历和生命里。老村的写作总是充满着对那些身处弱势被欺凌和嘲笑的底层人的关爱和悲悯，因为，他是从这片多苦多难的土地上杀出来的，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才是最应去恨的，
　　
　　
　　
　　老村说：“我有着深重的俗世情怀，因为那里有我的父母，我的乡土亲人。他们有着极其深重的苦难。那片土地上的一切，都和我的血肉相连。我不能不爱他们。我不能只顾自己飞升而舍弃他们。因为他们才是我立足于这个世界的真正理由。只要他们还在痛苦中煎熬，我就无法不将自己的命运根植于他们之中，哪怕因此而沾满了世俗的灰尘。”由此可以看出，这正是老村区别于其他一些“聪明作家”的地方，他是一个背负精神重担的作家，即便为了生存，他也不会拿文学悦众，去炮制小资情调的文字打发空虚的精神世界，他坚信文学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仍然具有引领精神的意义。实事上呢，老村从一个独立个体的视角出发，思考得很多很多，文明、专制、苦难、信仰、历史、土地、极权、文人……老村无疑是那种距离普通百姓最近的作家，这一点很不同于历史和现实中的那些消极的隐世者或愤世者，他们都是一类轻视民众孤芳自赏的一种人。他在饱受煎熬和虐待之后，走出了吞噬他的黄土地，从此一切的努力都是围绕着对黄土地的思考和写作，对它粘血带泪的爱和刻骨铭心的恨而展开。黄土地在他的意识里不再是土地的本身，而是一个民族的身影。老村是一个有着使命感的人，在他看来，弄文学的人，骨子里应该具有一种使命感，倘若没有这个，他的存在会立即失去意义。是土地和百姓教会了老村怎样爱和怎样恨，教会了他如何拥有并怎样超越。在老村看来，在我们的文学意识上，土地的意识和生活的信念越来越淡薄。许多流派，大都靠一些空洞的现代理念支撑着，而没有脚踏实地地从生活的大地上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之源。惟有苦难挣扎的生命和粘血带泪的生活，才是文学的第一涯头。
　　
　　
　　
　　通过和老村本人的接触，发现他博览群书，难能可贵的是，论文论世，都有独立不移的观点，他的身上没有那些“聪明作家”的世故和精明，也没有当今某些会侩学者的无聊和煽情，更没有精英知识人的派头，勤勤恳恳为文，踏踏实实做人，待人平和，很少有那种令人厌恶的架子。
　　
　　
　　其次，以什么方式写作？老村曾在省会的电视台做过编导，生活优裕，但是，他还是早在14年前就放弃了这种没有尊严的生活。拿人的手短，吃人的手软，作家老村从来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为了拒绝体制的驯化，为了保持一个作家必需的独立，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停职卸薪，这在90年代初期的文坛，实属个例。初进北京黄村的日子里，生活极其艰难，常常出现断炊的窘况，这个时候，老村不得以给商人写传记挣钱作为生活费用，有时，还向朋友借钱。在1992年就彻底断了与体制的供养关系，他和妻子二人双双失业。1993年春月小说《骚土》移交给《十月》，同时与“二渠道”书商接触。《十月》退稿。因生计已极端窘迫，无奈卖书稿与书商。是年冬，《骚土》在书商操作下出版。污秽的封面和大型的删节使《骚土》陷入不堪之境。老村看过样书后一下子跪倒在地上，痛苦失声，认为自己对不起文学，对不起黄土地，对不起家乡父老。但无论如何《骚土》的批判立场及生动原始的真实感还是感动了许多读者，并于次年与《白鹿原》、《废都》一起成为当年发行量最大的三部长篇小说。2003年冬日，在书海出版社的帮助下，经过20年的努力，《骚土》由书海出版社出版。多年来，老村以个人写作的方式，即不隶属于任何文学团体和国家单位，在极度严峻的精神和生存压力下，先后出版了《骚土》、《鹫王》、《一个作家的德性》、《我歌我吻》、《人外人》以及中篇小说集《畸人》和自传随笔集《生命的影子》、《吾命如此》、《痴人说梦》等多部作品，为汉文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进京多年，老村既然不是专业作家，只有坐下来靠卖文来维持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三口的每一笔用度每一口饭菜，都来自于他的稿费。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辛而卑微，却不乏做人的尊严，试问：这种不投靠不出卖不依附的写作方式，有哪位当代中国作家有勇气尝试？老村出版的书大多扣除个人所得费外，每本书只落2万多元，但是，老村十分知足，在他看来，一个好的文人，就应该能忍受贫穷，奢华的生活容易让人变得不思进取。作为卖文为生的试验者，老村不指望施舍，不依靠国家，除了他向往自由人格之外，他还为文人挣回了一份面。一位军伍出身的老作家不无鄙夷地批评老村：“你这是跪在书商面前，还要强撑着做人。”老村回答道：“即便我向书商的金钱投降，也比你投降邪恶好。金钱是中性的，它可以养活我的身体，使灵魂得以自由，但是你为了职位和生存，拿文学当撒谎的工具，投降邪恶，向邪恶妥协和献媚，却是真正的作孽了。”这就是文人老村,一个特立独行的文人。
　　
　　
　　第三，老村为什么没有加入中国作协？多年以前，中国作协的书记周明，他是老村的乡党,看到老村生活艰难，曾三番五次劝老村入会，老村斟酌再三，将一些想法写在入会中清里，寄给了他。信中说，作家就是一个卖文为生的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如果以此换取某种实际利益，对一个文人来说是耻辱的，是沽名钓誉的行为。“如果为赢得尊重和利益，我更愿以具体的劳动来谋取。我以为作协作为社会团体，和所有组织一样，对它的成员更重要的是社会称谓的存在。它双向的承诺是，组织该是纯正的组织；作家应是合格的作家。”为了自由的人格和个体人格的尊严，老村最终还是没有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以一个卖文为生者的身份一直坚持写作到现在。当我现在重新阅读老村写于2002年8月9日的入会申请书时，不禁对当代一位高贵的文人再次产生了敬意。
　　
　　
　　这么多年来，从文学史来看，真正对现实反省和思考的文学，几乎是缺失的，为什么呢？现实主义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批判，就是对永远对时代提问题。从上个世纪中期以来，文学的发展越来越走向一条狭窄和虚幻的道路，媚俗的文学比比皆是，高傲的“先锋文学”板着面孔，更多的文学作品与商业交 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置身边缘，活跃于网络的文学开始给人以新的希望，这些人往往不为体制认可，自然没有受过体制的扭曲，这些人只能在网络和体制外，以草根作家、草根学者、草根思想家的形式存在。他们的思想深度，他们的道义情怀，他们的道德、责任，可以说却绝不比现在体制内混饭吃的“家”们差。一个民族优秀的东西不会完全泯灭，它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着。他们才是文学的希望和民族的脊梁。作家老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代表，对于他而言，尊严比“文学”更重要，为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他可以把这一切抛开，这才是一个真正有着尊严的作家，才配得上谈论文学的尊严。经济独立权是获得尊严的前提条件,自由作家老酷说,自食其力是建立个人尊严的最基本条件，没有独立的经济就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人格，那么一个人就难免沦为乞丐、骗子、门客、帮忙、帮闲或帮凶，在世界多数地方多数知识分子都具有“自由职业”的身份。
　　
　　
　　事情十分明白：洪峰作为一个合同制作家，应该坐班，史铁生应该受到帮助，陈村写信也并无过错，但是，陈村处理此事的方式不妥，信中所透露出来的依赖惰性，正是通过奴役之路。我以为，一个对于自由人格有着清醒意识的作家是不会这样对待此事的。而且，包括陈村在内中国的“专业作家”们，不会不明白被“体制”包养中国作家所付出的自由人格的代价。我批陈村，不是苛责他“义不食周栗”，而是提醒陈村，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专业作家”，应清楚自己的“奴隶身份”，最好终止对当权者的幻想。最近，抽空读了陈村的“五根日记”，又陆续读了他发在网上的一些作品，很是失望，我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没有灵魂根底的人，他过多的为了商业文学辩护，丧失了一个作家应有的精神立场，而一个没有精神立场的人，在网上还给中国作协的金书记写信，也自然可以理解吧。
　　
　　
　　网上有一篇文章叫《事关洪峰乞讨、陈村提议、于仲达批判》，将洪峰乞讨事件说成是“悲剧”，将陈村写公开信说成：“肯为弱势群体公开说话而放弃所谓的文人清高”，真是荒唐！在我看来，作家洪峰乞讨只是一场闹剧而已，悲剧只是将人生有价值的展示给人看，一个根本没有精神自觉的人讨钱有什么可“悲”之处呢？不过，最近洪峰宣布退出中国作协、吉林作协和沈阳作协，我为这个晚觉醒的“奴隶”感到高兴。众所周知,作家“供养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由国家出钱“供养”部分优秀的“专业作家”，和其他职业一样领工资、享受福利，本意是为了给作家创造比较好的生活环境，以便安心创作，这一制度在一定时期成就了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但是在当下，它的弊端已逐渐显现。有些作家吃着皇粮俸禄却多年没有一个像样的作品出来，把“供养制度”当成了安身养命的避风港，当真成了“老有所养”。国家“包养”作家的弊端的缺陷也使得有些作家把进入“供养”队伍当成了“终极目标”，作为一个寻找“金饭碗”的捷径。为什么那么多作家热中于加入“作家协会”了,原因十分简单: “作家协会”油水大的很啊。实际情况呢,却是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互发稿子,胡吹乱拍,“人民”不过是空话而已。形形色色的“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少说也有几万人吧? 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庞大队伍呢?所以,我认为这种制度是导致文坛没有好作品的重要原因。史铁生之类作家的医疗费，是从哪里来的？需要个案交涉,不需要拿到网络上。陈村陈旧的思维应该受到质疑和批判。他心理渴望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情形,老实说呢,这是一种过时的遗老情节和不合适宜的精英情节,你在自己经营的“小众菜园”里对人搁置打压软禁谩骂,正证明了你对眼下这个平民话语世界的严重隔膜,还口口声声什么“做事”,难道“做事”没有更好的途径吗?
　　
　　的确,正如一个朋友指出的那样,陈村给中国作家协会金书记的这封公开信，也许确是善意，但其中所透露出的对特权的迷恋和崇拜，已经深入骨髓。确是令人感到悲哀。通往特权之路，就是通往奴役之路。不是想奴役别人，就是甘愿被他人奴役。
　　
　　　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都不是靠国家“供养”出来的，曹雪芹、莎士比亚、海明威、鲁迅、路遥……他们没有一个是“专业作家”，但没有人否认他们是最伟大的作家；海明威、鲁迅、路遥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职业，他们上战场、下工厂、去教书，在养活了自己的同时创造出不朽的作品。就连康德、卢梭、费尔巴哈、马克思当年都曾是穷人。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对作家的生存提出了拷问，更多的作家就是用自己的作品养活自己，写得好不好，读者说了算，生活的好不好，销量说了算，一切以市场为准绳。不要以“包养”之耻为荣。作家就应该凭自己的作品安身立命。在这点上，韩寒确令人佩服，依靠自己的文字获得了市场和读者。不能再浪费纳税人的钱，去“供养”作家了。作家“供养制度”应尽快改革。对于确需帮助的作家，可像其他公益事业一样，成立“创作基金”来为作家提供保障。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不能靠写作吃饭，还是老老实实去做秘书、文案、教师、工人、商人、公务员吧，中国哪需要这么多的“专业作家”。作家应该是纳税人，而不应是用纳税人钱的人！作家要想独立，必须首先要终止焦渴，断奶成人。
　　
　　王晓华先生乃是当代最具有原创造能力的学院学者之一, 多年以来,痛感体制对学术的制约,他为洪峰先生的觉醒叫好,认为与那些依赖体制的作家相比，韩寒和某些更晚的晚生代作家更能代表中国文学的希望,并说“我是一个在体制内扭曲求生的学者”,并不象一些学者那样扭捏,这种气度让我钦佩。“专业作家”陈村除了为作家同行写这封信外，平时在作品里懒得给“弱势群体”来点“道德关怀”，因为他笔下的人物除了小姿情调以外，看不出还有什么。如果真想“为弱势群体公开说话而放弃所谓的文人清高”，那么干脆学文人老村，索性什么都不投靠，不依附，不加入任何团体，自食其力，绝不媚俗，这才叫真正的清高，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多的是假清高和伪善的文人，真正的文人总是沉默的，总是置身于边缘。
　　
　　
　　
　　时下已到了网络时代，汉语文学的希望不能寄托在一批混在各种体制内的“寄生虫”身上，成千上万个活跃在网络上的“草根思想者”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坚实力量！独立的个体才是最尊重的，尊严在任何时候都比“文学”更重要。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刘军宁先生在《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呼吁，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不是为了富强，而是为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没有尊严的个体还有灵魂吗？没有灵魂的个体还有文学吗？现代物质的丰臾冲击着中国，大多数人以被腐化！ 人们的良知在物质大潮中泯灭。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而对上世纪末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美女作家”，顾彬认为那“不是文学，是垃圾”。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最严重的就是人格问题，已经被严酷的环境打磨掉了,渐渐地与社会中的灰色融为一体,从来不知一己对人生对社会的责任。这难道不是悲哀吗?中国所缺的，只有一种人，那就是独立个体，像老村那样跟体制完全脱离了经济关系并不抱丝毫企图、有锐气、有血性的“自由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