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黑洞”的精神基础

作者:于仲达2006-12-0314:25:35发布于:博客中国分类:默认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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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种论点的可贵之处更在于,是将中国国民性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我自己也就一直认为国民性与生存环境有关,并反复在一些文章和《一个奴隶的手记》中具体点到,不象那个学者那样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从这点来说,投向宗教,不一定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如果不解决生存问题,不解决人在现实中具体的生存权利,奢谈什么“基督”和“信仰”,那是无视人的权力,也是从这点来说,我认为鲁迅的“反抗”仍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再说鲁迅的“反抗”,是理性反思后的“反抗”。学习西方文化,重在反思。我要强调的是,在极权主义毫无变化的情况下,生命的自由高于任何宗教理念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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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拯救的名义下逍遥》一文,我为鲁迅的“斗士身份”辩论。我不明白的是,一个人被压制甚至侮辱,为什么就不能奋起反抗,反抗了就是不“宽容”了吗?刘小枫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学者,他引进“神学资源”光照我们黑暗了几千的内心,让我们看见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魔鬼,无疑具有深刻启示。然而,刘先生也不是具有基督普世之爱的,他在言说的时候“笔锋常带情绪”,阴阳怪气,含沙射影,有时非常刻毒,这就比鲁迅高不到哪儿去,借信仰打击鲁迅是容易的,反而让我窥见他的内心,他一论及鲁迅,时常难以克制,想想是深受鲁迅影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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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认为鲁迅不关注“终极关怀”,与一切传统文人不同,鲁迅对于“终极关怀”有着自己的看法,从中国传统的实践-逍遥话语来看,鲁迅认为逍遥心境是儒道歪曲或回避人生真相的结果,知与行的不统一使得逍遥成为不可能,因此,只能被迫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负值的实践态度。鲁迅直面痛苦而坚决不寻找痛苦以外的东西对痛苦进行消解和回避,他的“绝望的抗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即其内蕴深厚的思想、顽强的个性、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滋养、形上的人生意义的超越寻求等因素合力的作用。鲁迅认为人只有在无所希望中才能得救,他依靠个体意志不断反抗着黑暗,自觉地承担绝望把握人生。面对个体的生存困境,鲁迅既不选择走向宗教拯救,也不选择道家的审美逍遥,而是拿肉体去搏斗存在的暗夜,在对绝望及对绝望的抗争中。。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只能把人的安慰之源从任何对象性希望中收回到“此在”,收回到自身,走就是了,“把一切外在于己的虚妄寄托或希望一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大地。”王乾坤先生真正解读了鲁迅以“中间物”为轴心的生命哲学。在鲁迅那里,生命个体无一例外都是中间物。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有限,意味一切都是“由此到彼”的过程,意味着中间。鲁迅的其它思想都是“中间物”这一轴心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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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草》里鲁迅也顾不上安顿自己的心灵,“过客”的声音在前面呼唤他前进,他也就只好“通过行走反抗虚无”了,孤独地行走是一个觉醒个体的命运,他无法拒绝,他拒绝自欺,只有自己舔食自己的创伤继续行走。无法安顿自己的灵魂是中国人共同的宿命,鲁迅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后人,我们今天面临的仍然是鲁迅一样的处境,所以鲁迅的作品难以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速朽。鲁迅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关注“立人”的,捍卫的也都是“人”在具体社会现实中权利,对于那种用“神学资源”超越鲁迅话语的说法,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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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发现了国人“灵魂黑洞”,他为此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持续到了终生,“国民性”是指什么?正如朋友范美忠所分析的那样,一个国家国民的性质特点与他国国民的差异,他国国民所无,我国国所独有,或者虽为人性所共有,但在我国国民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性格、精神和灵魂品质的特点就是中国人之国民性。而就鲁迅概念中所指而言,他主要是指国民性的弱点。比如他所说的“麻木,怯懦,看客心态,缺乏爱与诚”等,这些特点是不是中国人所独有呢?未必!但与欧美一些民族相比,中国人这些缺点或者人性弱点可能表现得比较明显。国民性改造不是把把人改造成无私的灵魂绝对纯洁的人,而是改掉与那些优秀民族相比较为恶劣的品质,或者说学习优秀民族国民性的优点,而不是根本上改变人性。这种国民性改造思想不仅没有问题,而且到现在为止都还有很大价值。不过鲁迅似乎也不是想根本改变人性,而是认为人天性本善,而受后天环境教坏,从而青年只要摆脱这样的环境,保持其天性自然就好了(早年鲁迅)。但他在早期毕竟对人性恶估计不足。对于后者,鲁迅对人性恶估计不足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性弱点的敌视,应当持清醒地态度,我主张用“神学资源”来对鲁迅批评超越。对于前者所说的“麻木,怯懦,看客心态,缺乏爱与诚”等,特别是长期浸淫于国人思维中的“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指出这是中国文化巨大的“灵魂黑洞”,这种“灵魂黑洞”,就是“不带灵魂,没有人生的底线,没有爱!”他认为要由仇恨的文化走向常念一二的爱的文化!没有爱是万万不能的!对于这点,我所要强调的是,在认识了中国文化有一个巨大的“精神黑洞”以后引进“神学资源”的同时,千万别以此为工具来打压鲁迅否定鲁迅抗“恶”的必要和合理。在认识中国人所处的具体生存环境和现实这个问题上,鲁迅始终是清醒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种“灵魂黑洞”的背后掩盖着深刻现实基础,有学者曾将“灾民理性”概括为几点: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具有这些精神特质的国民,正好构成了专制政治的肥沃土壤。这种论点的可贵之处更在于,是将中国国民性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我自己也就一直认为国民性与生存环境有关,并反复在一些文章和《一个奴隶的手记》中具体点到,不象那个学者那样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从这点来说,投向宗教,不一定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如果不解决生存问题,不解决人在现实中具体的生存权利,奢谈什么“基督”和“信仰”,那是无视人的权力,也是从这点来说,我认为鲁迅的“反抗”仍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再说鲁迅的“反抗”,是理性反思后的“反抗”。学习西方文化,重在反思。我要强调的是,在极权主义毫无变化的情况下,生命的自由高于任何宗教理念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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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1-29 13:58:31 )

本文作者:于仲达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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