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斥“专业作家”陈村

                                                      痛斥“专业作家”陈村

小说家洪峰的“讨饭事件”一经网络和媒体传开,立即引起了人们对于“体制内”作家生存状态和写作状态讨论,并不奇怪,此不赘述。不料上海“专业作家”陈村却于2006-11-16 19:45:00在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发表了一封《致中国作协金炳华书记的公开信》, 透过这封奇妙无比的信,足可以解读一个“专业作家”的思想和内心,想来很有意思。陈文中充斥着诸如“纯文学”、“专业作家制度”、“解除后顾之忧”一类的词语,信的末尾落款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陈村”,还有一个备注是“请跟金书记有联系的朋友，帮我转信。谢谢！”读后无论如何,我有一种被人按着脖子闷打而直不起来腰的感觉,仰天长叹: 中国的作家的脊梁骨早在49以后或者更长一段时间里就被打断了,岂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吗?

按照道理,陈村熬到这把年纪,到老了是不会犯傻的,这次陈村不仅犯傻,而且糊涂得厉害,“精明”的过头了。遭到众网友的批评后,陈村却辩解说“我是想做成一件实在的事情”,正如一个网友所描述的,这话听来真是有点悲哀,犹如笼中鸟悲戚之哀鸣!难道果真是这样吗? 仔细欣赏这封表面帮助解决史铁生医疗费问题实际则为一己之私的信吧,有哗众取宠的嫌疑。首先,没钱看不起病的人在当下中国太多了,独一作家吗?其次,陈村若真想为作家做事，写信给国家主席质疑现行医疗体制，岂不是比现在写给什么金书记更有意义吗?干吗写给一个金书记,金书记不如主席的权力大,这点就不明白吗?其三,请问拿个国家的作家是被“养”起来的?这个制度确实不应该被取消吗?其四,陈村先生如果真的热心公益事业,就请自己从腰包里掏钱接济穷困会员,有什么权利代表别人呢?史铁生同意陈村的做法吗?史铁生拜“拳王”为偶像，性情自有勇气，哪需要这样来乞求所谓作协“专业作家”的名声？至于洪峰呢,借“中国作家”的头衔当街乞讨，名为讨个文人公道，实为其人自身处境中“反官僚”的不得已手段而已。再说史铁生的作品有一颗安静的灵魂,陈村近年来除了浮躁以外,还有什么呢?其五"在党和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关心下"，作家就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吗? 作家要不要自食其力,做一个知识公民?其六,陈村为什么不为洪峰呼吁,而是为史先生呼吁呢,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史是残疾人,在中国作家中,史的残疾是大家熟知的,首屈一指的,轮下来就数着陈村了，所以,他之呼吁,我要说他是出于私心,就是为此.因为一旦史先生受到了照顾,那么,是否接下来就是楼主呢,这肯定是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在史先生的背后,掩藏着另一个目的。其七,史铁生是北京作家协会现任驻会作家、合同制作家,陈村不弄清楚事实,却把史铁生说成不是“专业作家”,用心何在呢?根据可靠消息,史铁生的医疗费用问题早已经解决了,他的事中国作协和北京市委都挺关心的，现在每年有二十多万的钱给他作通析专款专用，所以他的医疗条件应该算是好的。像他的病状，医生说只能活二十年，而他现在已经是三十年了。细观陈村的公开信,开始想造势,说的实际是自己的事,越到后来底气越来越不足了,到了最后,自我作践,简直是在哀求了。“专业作家”做到这个份上,也够窝囊丢人的了。

依我来看,作协的金书记是不会来在书话潜水了,陈村的信只能引起人的笑谈,这或许就是被政府包养的最终可悲结果。前一些日子,陈村还在自家菜园里专制的骂人家是道德批评,现在轮到给人乞讨跪拜了呼唤政府领导施舍道德关怀了,不争气的作家呀,不悟自己为奴隶,还潜意识里把自己当作主人翁,谁知当权者连看都不看一眼,居然在书话里潜水给作协的金书记发求救信,什么时候清醒一些呢? 中国的作家就只能这样了,真够“体制”！真够“丢人”！粗略的看了一下陈村的简历,他完全是从“作协”体制发家的,他什么时候有过反骨呢?看来韩寒的"二奶"之说并无不妥, 弄成这样了居然乞讨抗议,拿别人说事,造作。韩寒曾说，“对于洪峰，首先，他不是一个作家，不是说进了作协就叫作家。是否独立，是否爱国，才是标准，不依附于哪个部门吃大锅饭，有生存能力能自己养活自己，才是标准。”他又说，“任何真正的当代的作家，都爱国爱人民，但不会是由政府养或者作协养着，如果盼着这钱过日子，你就是贱。”这话说的并不是没有可商榷处，但从其核心思想上说，怎么能说不对呢？

正如网友海上仁所说,金书记在上海原来管理宣传部，平时喜欢与上海界内人文学者组会漫谈。同在一个“作协”的屋檐下，村长如若不遇，完全可以借助邻里关系触类旁通，哪里需要这样一种“公开”招谤的姿态？从史铁生的医疗费用来源，已经证明国家拿钱养人的事实。这一点陈村的体制内身份也是一个证明。问题出在，为何陈村还要莫名其妙的发出一封未必期待回复的“公开信”呢？触景生情，感时伤怀是一回事，但遗老丰韵犹存，体制借机招魂则是另一回事。封信，终究不过是村长的一个园外笑柄罢了。陈村身在“作协体制内”,不悟自己为奴,居然摆弄“纯文学”的派头,可笑。那种追求独立人格，批评社会价值观为动机的“纯文学”立场，自然，需要的是一种独立生存的意识与行为选择。陈村有吗?

我与陈村并无瓜葛,没有什么交往,也不曾读过他的作品。今年,我发表了《当代中国作家的灵魂突围》一文,反响强烈,有热心网友将此文转到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里,陈村只看了我文章的第一段,就断定我是“道德批评”, 进行辱骂攻击。我是一个现实感和历史感十分强烈的人，考虑到中国作家具体的话语语境，我推崇那一些关怀社会民瘼道德感相对强烈的作家。我认为，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探索。通过批评，对人类的生存和精神处境予以关怀、探索和思考，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表达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愿望，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我所关注的问题是：　　　排除道德的问题，中国文学长期低迷的根本症结：从未站在生存的中心维度上写人。过去是反传统、反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寻根在控制的中国的写作市场，现在是语言迷宫或语言的世俗化占据了作家的心灵。这就是一个时代精神贫乏的真相，人在贫乏中该怎么办呢？难道还要带上痛苦在无边的精神荒原上流浪吗？只能彻底告别虚无主义，告别罪恶、残酷恐惧和无底的绝望和凄厉的死亡，走上神圣的救赎之路，填补人类心灵上中的某个终极空缺。真正有意义的文学是将人引到意义的道路上来，而非把人推到无意义的深渊中去。拒绝文化消解机制，拒绝伪信仰，重新回到意义的中心，从绝望的深渊中站出来，借着内在生命神情维度的建立，重新恢复人性中美好的情感，获得精神的超越和灵魂的救赎。国内文人（象陈村）不是缺乏文学写作的技巧，而是缺乏文学写作的精神啊。毋庸置疑，面对苍白的当代文学，我们少了良知与责任感的精神，我们少了苦难的理解及善良的情感，我们也少了经受寂寞的勇气与力量。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侵袭包围下，作家丧失了一切善良与神圣的素质，加上一种时代精神信仰的危机与更为严重的缺席，作家更多被阴影裹胁，他们失去了抗衡的能力，他们向黑暗与绝望举手投降。这样的作品是绝望的与灰暗的，也是颓废的，它不给我们任何希望与安慰，却以一种膨胀了的绝望的自我打击我们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心灵。显然，这并不是我们愿意见到的文学，也不是我们需要的精神。很长时间了，我们的文学批评始终在被商品和技术的包围里无法突围，无病呻吟和乱捧一气的毛病充斥着文坛，常常可以从批论文章中见到这样一种现象：不是西方术语满天飞，就是缺乏必要的生命体验和必要的艺术素质，要么评论悬浮在作品上面超高空飞行，要么阐释多于作品，很难见到那种既有生命体验又有系统批判性的理论，我常常感到失望和愤怒。象陈村这样所谓当代大陆的“专业作家”，恕我直言，虽然出了文集，但是他的作品塑造了一个让我们能熟悉的人物形象吗？作为一个所谓当代大陆的“著名作家”，不对此自觉的反省，为社会转型提供必要的精神资源，不在失败的文学经验中建立一种自觉，还以一点可怜有限的写作成绩自我炫耀，这样的人不是阿Q主义吗不觉得羞愧吗？对于这样自命不凡弄小说几十年连个象样人物形象都没给文坛留下的所谓“大陆流星式著名作家”，更要表明我的态度。

  实际上呢,近年来陈村越来越浮躁越没有灵魂的根底,长期涉足网络写作,炮制媚俗的快餐文字,小姿情调越来越浓。在自己主持的“小众菜园”里,对不同网友的意见封杀打压,固步自封。只允许他和另一方说话，旁人只可以当观众,充当他驯服的工具。这个菜园已经成为不许别人插嘴的棋摊子和专门设立的“看台”，目的就是把想参与争论的人很客气地软禁在那里。李陀曾就“网络言论自由”对陈村展开过这样的批评,“和自己思想不同的人的声音，还要学会和反对自己的人沟通、妥协、共处”,并且最后提出忠告:

不少呼唤言论自由的人，特别是一些自认为是“精英”的人，当言论自由给与了普通人，给与了平时没有“资格”和条件在各类媒体上发表言论的人的时候，立马变了脸，毫不犹豫地拒绝网络，拒绝在他身边正在真实发生的言论自由(如果严格地说，这当然也不是真的言论自由，实际上不过是某种练习和预演)。也许我的观察有误，但我很少见到他们在网络上和网民们平等地讨论问题。这常常让我怀疑，平时那些总是大声呼喊言论自由的人，只不过是在给他们自己争自由，那自由和大众无关。

如果陈村学会了怎么和反对自己的人沟通、妥协、共处的话,也不会在这里装样子给作协的金书记写信了,向人要钱乞求施舍,不能按照自己的性子来,又想要钱,又要体面,哪有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大陆象包括专业作家陈村在内的作家都清楚了自己是奴隶,或许中国作家就有救了,否则就是可悲的奴隶。记得有一张照片上陈村站在巴金的身后,巴金尚且明白自己是奴隶,而著名流星作家陈村也会这样想吗?

虽然与陈村平素并无交往,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相貌给人阴暗和委琐的小男人的感觉,此人又生活在上海这个地方,他的所谓精明已经过了头。这是上海人根性里的狡猾,把人顶在枪尖上,自己躲在背后发泄不满,表面看上去大公无私,急人之急,道貌岸然,实际上贩卖私货,暗渡陈仓<[--]>-这一套,明眼人一眼就看得穿的。陈村身在体制内，何曾有反骨？不过是喜欢玩“反智”游戏罢了－－自作聪明反被聪明误！陈村在信中侃侃而谈什么“国家养作家就是有理”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丝毫不觉得不正常,让人惊叹。陈村不仅有“奴性”,而且还在自家菜园里积累了不少奴役手腕。不少网友,对陈村的奴役留下了深刻记忆。说句实际话,我对上海里出来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是有一些看法的,他们平时谈论文学、自由、 民主 和宪政什么的,陈村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他根本对这一些东西缺乏根本理解,偏执蛮横起来,连个正常人都做不了,对这样的人,能报什么幻想呢?网友海上仁一针见血地指出,陈村老不是心底不聪明，而是骨子里已经被“体制”意识所风化了，只有遗臭的风气可传。现在的他，不能指望什么海上文学的启明，只能暗自操练如何攀升作协“公仆”的爵位为盼头。由此，在“作协”一个屋檐下，代草民呼吁，与书记调情，调戏一下“纯文学”情结，也是一种德高望重的作派。

一个成名的作家,应该是有骨气的.像那个去乞讨的作家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我是蔑视的,人无尊严,留弃尊严,就可悲了。作协是官僚机构,简直就是真正作家的牢笼。陈村将作协当回事,那是在笼子里待惯了的套路思维,早就没有生命力了。我的看法很简单:作家也应该自食其力！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能力是要弱于工薪阶层的，因为他们背负了精神上的重负和使命，政府和社会以及大众应该赞助和尊敬！但确实不能包养！作家也应该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作家也应该自食其力,走向社会！著名儿童文学家郑渊洁说,所谓“专业作家”“驻会作家”大概是中国独有的产物，即由国家拿纳税人的钱供养作家，作家高枕无忧地写作，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改掉了很多弊端，唯独“专业作家”体制冥顽不化。中国作家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和专业作家体制不无关系。作家应该是纳税人，不应该吃纳税人。完全靠稿费生活，不拿国家一分钱，是一个作家最起码的尊严。陈大作家真会开玩笑,他完全已经被“专业作家”“驻会作家”这样的“官僚体制内”以及“官僚体制内思维”惯坏了宠坏了,他写出来什么值得上海人民怀念的作品,美名其曰什么“上海专业作家”,居然还自吹身对汉文学作贡献,真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奴隶就是奴隶！既然陈村走的是“官僚体制内”“纯文学”的路子,这条路子也是赖以公证的官本位产物，是与文学市场上的“俗文学”之流作为对峙的,那么就请陈村把这封发给中国作协金炳华书记的信发给金本人,这也是十分符合“官僚体制内”的办事程序的,何必这样虚伪呢? 老实说吧,陈村的发迹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官僚体制内”的,当年陈村在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接受采访的样子,完全是作为“官僚体制内”的一员在老实说话的,到底什么时候见过陈村叛逆过呢? 我倒是看到他在自家的论坛专制的骂人,剥夺其他人发言的权力,这样的人能有什么耻辱感呢?他出版了一些小说作品,请问:能有一个人物让我们记住吗? 我如果继续说下去,别人会说是缺乏宽容,但是,对这样的所谓著名作家是要批判的,因为,他们的身上有很深的奴性,除不掉奴性,就无法进步。

顺便把陈村崇拜的巴金的话发出来,希望陈大作家仔细阅读和思考。巴金在《随想录69﹒十年一梦》引过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十字军英雄记》中的一句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所谓的“奴在心者”，就是在精神上、内心里被奴役的人，这种“精神奴隶”是最可鄙的。鲁迅终生致力批判的正是这种“精神奴隶”。鲁迅终生呼唤和称赞“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这种“大旷野的精神”，实质上是与蜷缩在“狭的笼”中的奴隶精神相对立的，是一种独立、自由的自觉精神。鲁迅痛感中国人的精神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奴役之下日益萎靡锢，1924年11月，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写道：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中国的国民性格就在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压抑氛围中整体偏女性化了。而这正是陈村所致命的欠缺,陈村玩弄了一辈子文字,如今还在装腔作势。中国的“专业作家”都成了被豢养的家畜了,还能谈什么“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呢? 陈村是体制内的生存物，写文章短语修剪得当，擅长算计，人品差，却人缘不差。在菜园内调配人马组合，颇有自己作邪自得益的体制化风格。这类人正是王彬彬先生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中所谈到：“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痛快淋漓。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作者进而总结道：“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存身之地。在技术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

总结一下:“官僚体制内”以及“官僚体制内”思维正是导致中国作家缺乏创造力衰竭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应该警醒。已经到了世纪之交的年代，中国文学中迄今为止没有产生出可以与《战争与和平》、《卡拉玛佐夫兄弟》、《静静的顿河》、《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并驾齐驱的文学巨著。作家们早已告别了被政治强力扭曲人格的悲剧命运，并且已经写出了一批能与外国文学优秀之作媲美的作品。然而，当代文坛仍然缺乏史诗性巨著，甚至连《古船》、《白鹿原》那样的当代长篇小说代表作也给人以虎头蛇尾、“半部杰作”的印象。原因何在？是因为才力不逮？还是因为思想不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中国作家为什么没能够写出史诗性作品？从总体上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灵魂的“拷问”是几乎没有的。深层意识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现。大奸大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层次上的检视。
　　
　　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尚未成为个体。没有独立的个体，也就自然没有个体的承担性，而个体责任的空白也就导致了没有承担性的群体。人的责任意识，归根到底是个体的承担。张景超教授指出，人作世界的主体，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环境历史固然对主体有激励或制约作用，但更主要的还是来源于一己的自主选择，并将知识人有意无意犯下的罪责，顺其自然地推演到主体的文化素质、个人修养合成的人格因素。朋友老酷认为,个体被剥夺殆尽的人，才会经常被一种孤立感控制，对群体、对威权的依赖才更强烈。在一九四九年后，依附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依赖和心理依赖得到加强。当前,象陈村这样的中国作家普遍患上了等靠要的“官僚体制内思维症”,把责任推向体制别人,惟独不苛责自己,这样的作家根本就没有自己灵魂的根底,又怎么谈到“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又由于学养等方面的缺乏,他们普遍沦为强和体制的覆没品。
　　
　　中国的所谓作家和文人大都拙于谋生，文人缺乏经济头脑，思维又都很固化，长期处于僵化的体制下，麻痹了想飞的翅膀，纵使当权者放生，他们又能飞的动吗？《雷雨》中的周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鲁迅说过，说话和写文章的人都是没用的。自己不过是奴隶而已,这是包括“专业作家”陈村在内的人所应该明白的。什么时候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

                                                 (2006-11-20 12:4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