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仲达：关于《当代中国作家的灵魂突围》的几点补白

1，一位叫紫砚斋11的朋友在阅读了拙作以后说：

    在对西方文学神性借力的同时，要深入开挖中国文学的传统智慧。比如老庄<[--]><[--]>陶渊明<[--]><[--]>-沈从文<[--]><[--]>高行健，他们一脉相承的崇拜大自然的桃花园式的人类理想天国。尤其是高行健的《灵山》，把中国近、现代文学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层面和精神高度，把东方人的智慧（老庄、佛禅、玄学）融入世界，并有独一无二的魅力。当然我们强烈反对他的政治取向。

    这一议题我会尝试去做，但是，在当下中国文化语境里，我更关注鲁迅这一路的作家，相比鲁迅，沈从文，高行健代表了另一文学路径。比如以沈从文和废名为代表的小说讲究抒情,意境、氛围、情调的诗意营造,语言和结构的诗味编织,体现了诗化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诗性特质,小说家对于理想的人性和理想的生存境界的追求.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座难下断言、自成体系的迷宫。而乡土小说，无疑是沈从文公认水平最高、最有独特的文学审美意义的文体。“田园牧歌”式的乡土美，质朴、善良的人性美、人情美，节制美、和谐美、梦幻、迷离的意境美，京派小说以乡村自然的美好批判了现代都市文明的罪恶,以审美化的生活场景对抗异化了的世界,以诗意的目光观照着富有生命强力的乡土。这一类型作家代表了不同于鲁迅式的作家，也很重要，但是由于文章限制，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2， 鲁迅不缺乏个体意识，他对于“终极的关怀”有自己的理解，也做出了艰苦的探讨。但是，鲁迅的时代不可能对中国文学的传统智慧真正挖掘。与一切传统文人不同,鲁迅直面痛苦而坚决不寻找痛苦以外的东西对痛苦进行消解和回避。《野草》中《影的告别》、《希望》、《墓碣文》三篇突出展现了鲁迅当时激烈痛苦的思想矛盾斗争,而就在这冲突中闪现了鲁迅绝望中进出的希望之花,展现了一个精神界战士坚毅刚强的风采.当然,鲁迅"绝望的抗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即其内蕴深厚的思想、顽强的个性、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滋养、形上的人生意义的超越寻求等因素合力的作用。

3，从阎连科的有关表述中可以看出，近几年他虽然“力作”频出，但精神上一直陷于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写作动力的缺失。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他毫不讳言自己写作最初的动力十分功利，就是要“逃离土地”，“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 。但功成名就之后，写作的更新动力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宣称崇拜“劳苦人”，“这三个字越来越明晰地构成了我写作的核心，甚至可能成为我今后写作的全部内核”。但同时，他又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的写作的意义和效果充满怀疑，“我们到底为什么写作？它应该承担什么？不应该承担什么？让它承担，什么它都承担不了；什么都不承担，它又没有意义”。于是，写作的动因完全退回为个人性的，“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与恐惧”。这样的说法虽容易获得评论界的关注和赞许，但在阎连科自己看来，则是一种不自信的状态，“这几年我一直在生活中也好，在写小说上也好，都处于摇摆不定的不自信状态。我的不自信不是一种对小说该怎么写的不自信，而是到底写什么的不自信。归根到底，就是对小说应该承担什么，我总是处于摇摆状态”。这样的摇摆甚至使他处于一种 “非常消极的生命状态”，“对我最麻烦的在于，我是不爱生活的”。 这种充满了矛盾、困惑、犹疑、疲惫，不安、不满又无力、无奈的表述，深切地反映了因精神困境陷入写作困境的当代作家的普遍状态——应该说，阎连科还相当很坦诚并且具有相当强的自省意识的，许多与他一样“当红”的作家正志得意满，毫不自知。  当代中国作家应该首先拯救自己的精神贫困，相信作家们把自己“根”扎回到这片依然苦难深重的大地后，对于作家的使命，文学的责任，“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会做出新的思考。但愿“劳苦人”真实的血泪会重新灌满他们已逐渐干枯、轻飘的笔，写出“庄严、严肃、深刻”的作品，重续起现实主义令人尊敬的传统，不再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
　　
　　                                   <[--]><[--]>-邵燕君 《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

4，中国作家描写人大多止于活着,缺乏再探讨的纬度,因为中国的太多的历史事实是活着都是那么难。我能理解这句话。

5，同意潘知常的观点：由道入佛，从审美到解脱，从深渊到虚无，从绝望到虚妄是贾宝玉也是曹雪芹的心路历程。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把中国文化传统中意义的缺席、价值的匮乏，以及对生命、存在的绝望感，表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从而也把魏晋以来中国士大夫文人的艺术化人格及其遭遇推向了一种极致。

曹雪芹所体验到的，更多的是空幻，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繁华如梦；而鲁迅所感受到的却更多地是黑暗，是人性自身中的罪恶和无可救赎，是喧嚣中的死寂。这其间的区别在于，曹雪芹是从家族的衰荣中领悟了佛理，明白了“色即是空”，有一种大彻大悟之后的平和。鲁迅虽然也曾经从佛经中寻找解脱，而终于不能自救（这也许是他所接受的现代科学害了他，也许是受尼采“上帝死了”的影响），所以自始至终有一种内在的紧张。通灵宝玉可以找到他的大荒山，重新回到青梗峰去，但是“过客”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此所以魏连殳至死嘴角都带着“冷笑”。

6，以道德评价切入文学评论并非不可，而且我认为道德评价是文学评论的一条重要标准。抛开道德意识的创作，多半是应景而作的时文或者只能对婆子而读的床头诗；而抛开道德意识的文学评论，当然也会成为浮滑的吹捧之词或者不着要害的隔靴搔痒。“为谁写”、“为何写”、“写什么”、“如何写”等根本性问题，我想应该是任何有社会良知和道德良心的作家应该认真思考的。正常的健康的“道德”概念之下，来谈论文学，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个欲望极端化的时代，难道还有反对“洁癖”的资格吗？姑且不论我是否真是想骂名人来出名，即便真是这样，又有什么错？关键是看“骂”的有没有道理。你写作难道没有想出名的念头？你们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国计民生，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别人批评你们就是动机不纯？先想当然地从写作动机上武断地否定对方，甚至谩骂对方的做法，是不是有点不讲道理，有点太失谱？

在中国当代特殊的语境下看，出于对政治借文以载道的观念强奸文学的反感导致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对政治和道德的反感，可以理解。其实从一般意义上看，文学和政治、道德何曾分开过？当代文学对政治的厌恶其实流露出一种很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李建军先生在《意义的丰饶与贫困》这样说，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文学和艺术，同哲学、伦理学分离开来，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文学的独立性不受侵犯，才能真正实现“纯”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功能。事实上，这是一种从根本上斫伤文学的错误观点。文学固然不等于哲学，不等于伦理学，但是，哲学和伦理却要内在地不可或缺地包含在文学的意义世界里。是的，一切审美现象，都是价值现象和意义现象；无意义的，不可能是美的。意义就像一棵大树的根系，就像一座大楼的底基。一个小说家，只有当他为自己确立了稳定的思想基础和可靠的价值立场，才可能展开有效的充满意义感的写作。因此，对一个小说家来讲，归艰难的工作，也许还不是学会利用一些技巧，或形成自己的文体风格（当然，这也是不易的工件），而是创造意义，赋予作品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远阔大的精神视境。一位有能力创造意义的小说家，才是真正有才华的小说家。甚至可以说，没有这种创造意义的才能，他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好作品。

国内文人（象陈村）不是缺乏文学批评的技巧，而是缺乏文学批评的精神啊。毋庸置疑，面对苍白的当代文学，我们少了良知与责任感的精神，我们少了苦难的理解及善良的情感，我们也少了经受寂寞的勇气与力量。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侵袭包围下，作家丧失了一切善良与神圣的素质，加上一种时代精神信仰的危机与更为严重的缺席，作家更多被阴影裹胁，他们失去了抗衡的能力，他们向黑暗与绝望举手投降。这样的作品是绝望的与灰暗的，也是颓废的，它不给我们任何希望与安慰，却以一种膨胀了的绝望的自我打击我们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心灵。显然，这并不是我们愿意见到的文学，也不是我们需要的精神。很长时间了，我们的文学批评始终在被商品和技术的包围里无法突围，无病呻吟和乱捧一气的毛病充斥着文坛，常常可以从批论文章中见到这样一种现象：不是西方术语满天飞，就是缺乏必要的生命体验和必要的艺术素质，要么评论悬浮在作品上面超高空飞行，要么阐释多于作品，很难见到那种既有生命体验又有系统批判性的理论，我常常感到失望和愤怒。
　　
　　象陈村这样所谓当代大陆的“著名作家”，恕我直言，虽然出了文集，但是他的作品塑造了一个让我们能熟悉的人物形象吗？作为一个所谓当代大陆的“著名作家”，不对此自觉的反省，为社会转型提供必要的精神资源，不在失败的文学经验中建立一种自觉，还以一点可怜有限的写作成绩自我炫耀，这样的人不是阿Q主义吗不觉得羞愧吗？对于这样自命不凡弄小说几十年连个象样人物形象都没给文坛留下的所谓“大陆流星式著名作家”，更要表明我的态度。


7，王小韦 发表在百灵社区 www.blsq.com上的：

  宗教没有地位，这个传统可早了。 训人德以补天德,观天道以开人治。
　　
　　 说的就是人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上天的恩赐。最晚在西周开始，就基本放弃了宗教的地位。在先秦诸子当中，除了墨家偶尔扯天鬼........其他的都不怎么谈论鬼神。没有了鬼神，也就没有了宗教。
　　
　　 儒家的荀子和孟子，对待宗教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基本涵盖了后世国人对宗教的看法。
　　
　　 大概意思就是荀子说宗教就是用来忽悠老百姓的，“在庶民，以为鬼事”。孟子说的好听些，说拜鬼神要心诚，但是如果心诚而且祭奠的仪式也都没有错误，而鬼神却不应所求的话，那么就把庙拆了，换个新的神上去拜......
　　
　　 后来养成了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贿赂神灵。拜神是因为“香火灵验”。香火灵验，就是看许愿，许愿的时候带些供品，等愿望实现了再去还愿。供奉当初许诺的供品。如果香火不灵验，就换一个接着拜......

作者 dalaoli 发表在百灵社区 www.blsq.com ：

所谓宗教信仰，归根到底是利益。造反的人利用宗教造反，造反成功后，宗教就成为愚昧人民的工具，在中国，有比宗教更厉害的东西，就是儒家学说，所以宗教就退居二线了。但如果宗教有利于统治，皇帝集团也不会拒绝宗教，会给以一定地位，如佛教道教，虽说不是国教，但皇帝也是允许它们存在。

 儒家学说是一种保守的学说，主张维持现有秩序。所以在儒家统治的中国，造反很不容易。但造反的头目也并不完全排斥儒家学说，因为维持一支造反部队也需要儒家学说，更重要得是造反成功后就更需要儒家学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所以共产党造反时非常喜欢它，而资产阶级痛恨它。现在中国共产党主政，马克思不提了，又重新拾起孔老二的学说。其目的就是要你不要造反。当然，鄙人尽管对当前政治也有不满，但不主张现在造反。在中国，现在是需要稳定发展的时期。

8，俄罗斯的左派的讨论：

  　答于仲达：
　　
　　 文艺复兴后人类将统一的人文知识细分为文学、哲学、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等独立学科，实在是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对人文整体精神的一次精细分割。这一专业化倾向当然带来了一定的好处，比如使诗人具有了独立的自我品格，但其弊端也是不言而喻，至于有些人在当代语境下仍然顽固而狭隘地坚持用科学、哲学、宗教、艺术“四大学科”来划分，此腐儒之论也。

　　 不可否认，当代的人文价值、人文理想、人文精神遭受到来自这种工具理性、科技思维的挤压，诚如君之所言，中国作家失去道德感和精神坐标，随同世界一起沉沦，无力也不敢担当道德救赎、灵魂拯救的重任，然而您给出的解药是接受西方的基督教原罪观，在下实在不敢苟同。

　　当代文学的沦落迫使作家、批评者作出反思，有些无知者认为文学与文学评论者无关，文学评论永远落后于文学创作，他们不明白，文艺批评正是文学内部的重要一维，是人类思想探索的重要途径。在历史上，思想探索的重大突破与文学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血肉联系，拿您所熟悉的俄国，其象征主义思潮决不仅仅是文艺的一个流派，而是一整套的宇宙观和救世理论，在20世纪初曾和马克思主义争夺过思想阵地。与思想上的探索相应和，象征派诗歌开创了俄国文化上明星辈出的白银时代。而对文学作品的意义剖析、权力解读不就是一种政治策略吗？即使是纯文学性批评，也是以政治为潜在的对话者，格雷马斯的矩形图看过吧：与政治相对的不是非政治，而是反政治。反政治难道不是政治？

　　当代的文学批评，王岳川曾提出过“哲的诗化和诗的哲化”，诗（文学）不应该固守自己的所谓特殊规律，哲（哲学、宗教、文化）也要向诗歌的精神靠拢。诗是一种生存态度（诗意地栖居），是一种权力抗争（对异化、权力、走向极端的理性模式的反抗），是一套政治策略，是一套人生哲学。

　　再次重申一遍，文学的政治化决不是什么为工农兵，歌颂XXX之类。文学政治决不是政治文学。

9，如果作家只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他放弃灵魂探索和道德纠正的使命，不但他无法正确描写苦难本身，他自己也将陷入黑暗。因为没有光就不明白何为黑暗，对光的敏感带来对黑暗的洞察。如果作家放弃把光作为校正黑暗的指标，就无法做到如加缪所说文学对人性的“纠正”。
　　                                 <[--]><[--]>-北村《文学要对道德负责》

10，木叶的讨论：

  我也是很讨厌所谓的狭隘的道德的，所以不是道德，而是文中那种原罪意识、苦难意识、忏悔意识将我击中！ 

活着就是一个悲剧，西人以“原罪”一说在较原始的意义上解释了这一悲剧，而我更愿意从我们先贤的角度去审视，譬如他们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指向天地神祇；又如“吾之大患在有吾身，及乎无身，吾有何患?”——指向己身皮囊。
　　
　我其实也干过很龌龊很下流的事情，所以深感忏悔意识之可贵，当然，并不是因为有了罪与过才感到应该忏悔（我也做过自认很圣洁的事情，而且依然在进行中），而是我真的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荒谬一种奢侈，每多存在一日便是在为荒谬与奢侈工作一日，所以要忏悔——即便未必能忏悔得那么干净，但至少有所反省吧。

　　由于宗教的淡漠，国人也缺乏感恩精神，在文学上便也就缺乏了那种足以与这个尘世相对称的温暖的关怀。“感恩精神”并不是说当你受了别人的恩赐才要去感恩（这样太功利了），而是你要意识到存在本身便已然一种恩赐，尽管作为人的存在泥沙俱下、血泪相溅、悲欢同生，但是你还是要感恩。此时我想起一句诗歌——我如此渺小，为何得以绽放（凭印象所记）！放下西人的“感恩”一说，我们同样不能理解关乎佛理的“慈悲”一语，这两个字放在一道那该是何等的力与美啊！
　　
　　中国的当代文学还缺乏一种超越性的东西，我说不清这种超越究竟是什么，但我觉得肯定是或缺的！如果真有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分，那么我们当下的文学就通俗的不够通俗、严肃的不够严肃，轻的不够轻，重的不够重！而真正像阿城先生所说的“学贯雅俗”的大东西更是远未诞生！
　　
　　另，灵魂和宗教真的是令我着迷的东西。

　　
11，　　

关于本文，写作初期，主要是引起一些讨论，比如：为什么中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缺乏深度老是自我重复？中国文学（这里是现当代文学）是否缺乏灵魂的纬度？至于基督文化 ，道德 ，传统文学之类，由于篇幅有限，没有一一讨论。

此文旨在让人认识到中国文学缺乏灵魂纬度的弊端，至于是否人人皈依宗教或者文学是否要承载原罪意识，以及传统文学中的有益的部分，那就仁者见仁。中国作家描写人大多止于活着,缺乏再探讨的纬度,因为中国的太多的历史事实是活着都是那么难。如果这篇文章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就达到目的了。赞同这位网友的观点：并不是有意要站在内围替基督教说话，但是人是必须要首先认识到自身（灵魂）的重要，才能对他人施与爱心和安慰的。中国的作家往往在还不能宽恕别人的前提下就开始写作，作品成为发泄个人感情的一个特殊渠道，传播到大众就成为范本，不能引领心灵的修正，让更多的人陷入了作家个人的情感旋涡里。

12，

文学是否应该承载道德使命或原罪意识，我不过又在文中又触及了这个问题而已。这个问题复杂，不好一句说完。但是，我想：以艺术的眼光而不是以道德的眼光来打量文学作品，这一观念在目前之文坛仍然不是主流。批评者以一种纯粹文学、艺术的眼光来看待卫慧、棉棉的小说，而不是“道德”的眼光，至少我看到的这样的作品很少。将一切问题最后都归结为道德问题，固然是不恰当的，但是一提道德就烦，也不是正常理性的表现。上海的作家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的小说写到了性，是一种解放，但是不能泛滥而无节制。文学作品可以反映道德问题，但不能仅以道德之名来审视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反映的世界是立体的，多元化的、复杂的。文学烛照现实世界而又超脱于现实世界，它提供了一个充满想象的空间，这种空间为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口。我文章中呼唤文学的道德关怀（但道德关怀始终应该有它的底线，不能唯道德论）。不过我对文学的道德关怀究竟能否产生多大作用表示怀疑，也许影响是极细微的，但值得所有的作家试一试。

目前，“宝贝作家们”的身体写作，美女、美男作家的私人化写作，木子美的性实录写作，还有“下半身写作”……一个个标榜为新锐作家、网络写手的写作者粉墨登场，你一脚我一脚地为中国文学踢开了“性”的大门。而书名之暧昧、低级趣味更让人目瞪口呆，诸如《恋上你的床》《在70年代的乳房上奔跑》《你会不会做》《有了快感你就喊》《绝不堕胎》《处女之死》等。 俗化、媚俗化趋势，我个人认为，这都是一种低级下流的写作趋向，是打着所谓的市场旗帜，围绕色情、暴力这两个主题，突出表现“拳头加枕头”的情节，根本谈不上具有文学的品位，也彻底丧失了文学的精神追求。
　　
　　纯粹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学写作，可以理解和容忍其存在。但在这中间，的确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首先是精神的空虚化，把阅读文学作品变成单纯的娱乐甚至搞笑，没有精神内涵，其结果就是“民族的精神沙漠化”。很多年轻人变成简单的、机械的接受者，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其次是品位趋于下流、低级趣味，以色情、暴力为特点，这种创作甚嚣尘上，对年青一代是一种隐形的精神伤害。
　　
　　当代著名作家阎真认真而严肃地说：“在多元化的社会当中，没有唯一正确的道路，但至少我们可以指出，什么样的表达是庸俗的、媚俗的，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有的文学评论家试图赋予‘用身体写作’以‘启蒙’或者‘人性解放’的理论意义。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同样一种写作方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意义是不同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欲望的表达已经过于泛滥。这种所谓的‘启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下坠。即使在宣称‘性解放’的西方国家，这样的创作也是不为文学批评界看好和重视的。”
　　
　　
　　所以，在文学和道德的关系上，我不放低文学的道德诉求，但是不以道德为唯一标准。

13，　　
　　 每一个人对于文学可以有不同看法，我十分推崇十九、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我认为好的小说是应该“文以载道”的，所以在当下中国语境下，我推崇以鲁迅为代表的关注社会民瘼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强调鲁迅身上的罪的意识、苦难意识、忏悔意识，以鲁迅为参照，中国文学存在灵魂纬度的欠缺，我觉得中国作家太缺少这种东西了。当然，对于另外一些作家，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作家，比如高行健和沈从文，我也不排斥。刘再复先生曾经借用佛学的概念对作家诗人进行宏观的划分，便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小乘式作家；一类是大乘式作家。小乘式作家的特点是独善其身，注重修炼，张扬个性，追求自由。大乘式作家的特点则侧重于关怀民瘼，救治社会、张扬慈悲精神。虽然有的偏重于前者，有的偏重于后者，但也有两者兼而有之。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明显属于小乘式作家，而左翼作家则多属于大乘式作家，可惜他们后来过于绝对，强调“解放全人类”时却完全排斥个体生命的地位。高行健则是一个立足于小乘但兼有大乘宽容精神的作家。

14，简单地说,我认为文学应该承载道德使命,我认为好的小说是应该“文以载道”的,此外我以俄罗斯作家为参照系,觉得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有一种“罪感”和“赎罪”的意识,有“罪感”和“赎罪”的意识虽然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这是一个作家良知的表现.中国作家必须建立一种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说法意味着一种要求，中国作家必须首先是“世界作家”，然后才能是个中国作家。在黑暗的年代里写作的人，应该有必要重温俄国诗人布罗茨基的一句话：“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

15，每一个人对于文学可以有不同看法，我十分推崇十九、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我认为好的小说是应该“文以载道”的，所以在当下中国语境下，我推崇以鲁迅为代表的关注社会民瘼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强调鲁迅身上的罪的意识、苦难意识、忏悔意识，以鲁迅为参照，中国文学存在灵魂纬度的欠缺，我觉得中国作家太缺少这种东西了。当然，对于另外一些作家，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作家，比如高行健和沈从文，我也不排斥。刘再复先生曾经借用佛学的概念对作家诗人进行宏观的划分，便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小乘式作家；一类是大乘式作家。小乘式作家的特点是独善其身，注重修炼，张扬个性，追求自由。大乘式作家的特点则侧重于关怀民瘼，救治社会、张扬慈悲精神。虽然有的偏重于前者，有的偏重于后者，但也有两者兼而有之。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明显属于小乘式作家，而左翼作家则多属于大乘式作家，可惜他们后来过于绝对，强调“解放全人类”时却完全排斥个体生命的地位。高行健则是一个立足于小乘但兼有大乘宽容精神的作家。

16，

1，我认为好的小说是应该“文以载道”的，实际并非你所的“道德使命”，你把这个话题一下就局限了。
　　
　　2，曹雪芹和《红楼梦》传达了一种对人生终极的关怀（或者对人生生存意义上的审美关照），作品对于社会政治实现了整体意义上的精神超越，就此一点十分伟大。
　　
　　中国作家必须首先是“世界作家”，然后才能是个中国作家。所谓“世界作家”，就是必须要在作品中表达正面价值。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 如果说现在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其次是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第三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第四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
　　
　　3，你只所以拿《金瓶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种小说说事，我想是没有看别人文章。我的文章的名字是什么？《于仲达：当代中国作家的灵魂突围》，此文重点是剖析当代中国作家的灵魂的缺陷，篇幅有限，你让我在一则文章把中国所有长篇小说说完，太苛刻了吧？与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与庄严的文学目标相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 品，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你不觉得吗？你也写则文章，让我看看？我借此文呼唤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作品的出现，你却《金瓶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说事，我觉得现实需要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这样作品太少了，这样的作品都玩不好，就更不要提什么《金瓶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了。这么多年，中国作家玩的花样还少吗？都玩出什么名堂了？
　　
　　4，关于俄罗斯作家，当然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能否定其中一批作家具有“罪感”和“赎罪”的强烈意识吗？他们认为下社会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与自己有关，由此造成了强烈的改造社会的冲动，你能否认吗？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他们灵魂的分裂和痛苦，在中国作家中你常读到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爱抬杠。
　　
5，关于关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说两句。
　　
　20世纪中国文学承担了思想启蒙的任务，从总体来看，认识价值大于审美价值。为什么我们缺乏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呢？我觉得对于灵魂深处的开掘不深。
　　
　　 在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常见的一种观念是，在考察平民百姓的艰难困境时候，认为自己对这种困苦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他们面对社会的悲惨现实，发出谁之罪的质询时，其实也在扣询自己，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一个。他们在啼讥号寒的平民百姓面前，没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悲天悯人的高姿态，由于被自己有罪的念头所折磨而显出卑微而恐惧。这种观念自然和东正教有关，也与传入俄国的西欧启蒙思想有关。
　　
　　 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而言，它的作用很有限。但对置身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在19世纪俄罗斯的条件下，艺术家们对于罪恶的自我忏悔促使他们的笔触突破表层而到达社会与人的心灵深处。对于人的灵魂的深层表现，使俄罗斯文学超越英、 法 、 德 ，成为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勃朗峰。没有这种“罪感”意识，就不会有《叶甫根尼·奥涅金》、《当代英雄》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 》、《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等。没有深沉的罪感意识，这样的作品是写不出来的。
　　
　　 中国为什么缺少足够的社会批判型作品》？我总觉得与中国文人（不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心态有关。中国历来讲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当一个文化人未能尽社会批判之责时，我们的老祖宗却又设计了太多的精神安慰之法，使我们在未尽责时，也不会认为自己有“罪”。
　　
　　 鲁迅说，提出了“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主张。可是，自鲁迅之后，我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达到怎样的高度呢？现在许多作家拼命地玩弄技巧过分倚重身体写作，他们清醒吗？
　　

6，20世纪中国文学承担了“思想启蒙”的任务，从总体来看，认识价值大于审美价值。为什么我们缺乏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呢？我觉得作家对于灵魂深处开掘不深。现在文学缺失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
　　
　　阎连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了自我重复问题。他说，他面对写作时出现新的重复，明知重复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于作家身上。雷达先生说的好：
　　
　　一般来说，作家一生创作都有自我重复的影子，即使有的大作家，自我“重复”的特征也很明显。可是，问题不在重复，而在于精神探寻的递进性，由递进而展示思想和心理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原创性。杰出作家往往以其思想魄力能实现这种跨越，而许多作家的精神探寻则缺乏这种“精神的递进性”，故其创作还不是高层次的原创，形而下的批判远大于形而上的精神超越。近来大家都在谈论如何表现新农村的问题，我看问题不在表态，而在作家们对新农村知道多少，思考了多少。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里说：“对于我们整个文明来说，农民依然是人的原型。”可见，农民——乡土题材不是中国阶段性创作的热点，而是世界文学的母题之一。今天的农村，已不再是鲁迅、沈从文笔下的农村，也不再是赵树理、柳青、王汶石、浩然笔下的农村，甚至都不是高晓声笔下的农村了。所以作家们的评价眼光，价值尺度，主题取向，都有可能发生某些微妙变化。问题的要害是，许多作家徘徊在固有的视角，重复着一贯的认识，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话语，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上，袭用现成的思想精神资源，提不出新问题。诚然，不能低估中国乡土现代转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但对中国农村来说，富于现代性的、健全的人格意识、尊严意识，当代农民的精神建构问题和新的精神个体的成长，难道不是亟待研究的新课题吗？“原创”二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长期观察，体验，沉入生存，深切地、紧张地甚至是悲剧性地思考的结果。
　　
　我呼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出现，本文从灵魂纬度出发谈了作家如何做到灵魂突围。

　　
17，两个问题期待有人注意：

   1，为什么中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缺乏深度老是自我重复？
　　
　　2，中国文学（这里是指现当代文学）是否缺乏灵魂的纬度？我这里以鲁迅和俄罗斯作家为参照系，谈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我比较推崇以鲁迅为代表的关注社会民瘼关注灵魂纬度的中国作家，并没有否认其他中国作家比如沈从文 、张爱铃 、钱钟书等，各人因兴趣气质价值观不同，各有所爱，我深深理解。由于本文探讨的是中国文学（这里是指现当代文学），所以尽可能不要扯到中国古代文学上，讨论范围要缩小。谈谈你的看法，恳请有价值的批评。

　3，伟大作家都有一些相互通着的东西，就是对人类正面价值的弘扬；还有一些作家，也写了一些探讨人的存在层面和灵魂困境的作品，我把这样的作家称作优秀作家。
　　
　　4，文学的功能有多种多样，比如：认识功能，审美功能，教化功能，等等。我推崇弘扬人类正面价值的作家（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对于象《金瓶梅》这样的作品，具有认识功能，也是优秀的作品，但是，它对于性的无节制的渲染，我觉得就不如《红楼梦》。当下社会转型，出现一些描写情色一类的作品，也是正常和社会的需要，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过度的性欲描写走到了反面。我们可以说，作家可以反道德，但是，伟大的作家是不会无节制渲染性欲的。所以，明白了这点，就请不要老是在道德问题上争论不休了。这点我要说明。

5，至于基督文化 ，道德 ，传统文学之类，当下的学界正在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定论的问题，所以请仔细说说，也好解决一些我的困惑。我总觉得探讨这个问题，有现当代文学学科背景的朋友，可能接受的比较快一些。

6，我推崇弘扬人类正面价值的作家（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实际上，这是对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特殊语境下作家的特别提醒，确实中国作家承载了一些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的任务，不象西方语境下的作家，可以没有社会道德政治层面的重担，但是，我以为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中国文学不能抛弃这一些东西，否则会陷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尴尬境地。

7，昆德拉认为小说的使命是“在悬置道德的前提下，探索表达的可能性”。但是，我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看到的只是所谓以悬置道德零度叙事为借口，换来的却是对现实的冷漠和逃避。相反，我觉得文学应该正对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作出自己的回答。实际上，象余华这样的当代作家现在就不玩弄零度写作了，而是回归平实的新现实主义写作，居然现在还有人自欺欺人空喊什么“在悬置道德的前提下，探索表达的可能性”，到底是谁真正的无知呢？

《被误读的昆德拉》这则文章对误读昆德拉的现象作了解剖，我认为很有道理。但是，一个问题摆在眼前：我们能做到象昆德拉那样“在悬置道德的前提下，探索表达的可能性”吗？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作家？莫言是吗？在我看来，昆德拉能“在悬置道德的前提下，探索表达的可能性”，重要是因为昆德拉“流亡海外”的身份，“流亡作家”被“祖国”冷落，有了在不同语境下反思的机会。高行健远离政治，作品也很好。但是，我不推崇他。当下的作家恐怕做不到，他们在为基本的权力在抗争。

我不推崇昆德拉， 略萨， 卡尔维诺，高行健，不代表他们的作品不优秀。

我所青睐的作家有左拉、薇依、萨特、加缪、福柯、伯尔、威塞尔、格拉斯、凯尔泰斯、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阿多诺、萨义德、奈保尔、奥威尔、鲁迅、李慎之等，无疑都具有某种类似的特点，即反强权，反体制，反潮流，以及平民主义的立场。借用他自己的话，他是“耻于做知识学的炼金术士，而争当大众社会的燃灯人和拓荒人”。用林贤治先生的话来说，他们缺乏中国知识的温顺，折中，机变——来源于儒家文化和本土政治经验的东西；为了真理和正义，往往喜欢走极端。那种挑战反抗，争天抗俗的精神，确实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匮乏。他们宛如一道光束，投向黑暗的深处，使周围的人类现形。这是一道幽光，因苍白而显得强烈。

引用是为了说明国内对昆德拉的误读，你也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如果要悬置道德，建议你到国外去，自欺欺人胡说什么反道德，傻天真到这种地步，确实智商有问题；李凤亮只说了问题的一面，他是处在何种语境里说这种问题？我批的正是他这种自己硬是拔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提的人，自诩客观冷静，实际上呢却是重要问题上含糊不清楚；这种暧昧的立场越来越成了逃避社会现实的理由，先锋作家都不玩这了。讨论本文至少应该联系中国当代文学史所处的历史语境，我主张继承关怀社会现实的可贵传统，沿着这一思路，我推崇19世纪俄罗斯作家表现出来的苦难意识，问题意识，自我反省和忏悔意识，特别是那种心灵现实主义，实际上中国作家还没有尽到对社会的责任，在当下提出这一问题，具有针对性；

18，余华的后期作品：当90年代余华向文坛推出长篇《呼喊与细雨》时，我们发现他正用另一种步伐去徜徉世界：从虚幻中走出，回归到现实，而笔下的人物也开始由“冷”变“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向读者。
　　
（一） 人性善取代人性恶：这是他对人性的一种彻底反思。
　　
（二）“活着”取代绝望：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可以看到人物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三） 感人亲情取代冷酷亲情：在以前的作品中余华从不涉及什么“父慈子孝”一类的情感。《世事如烟》中父与子没有一点的温情，《古典爱情中》里的富家小姐最终被家人抛弃，《现实一种》中的亲情更是沦丧的彻底。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则重现了伟大的亲情，读来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余华前期的创作用语言建构了一个充满暴力、血腥和死亡的阴暗世界.文中迷漫着荒谬和绝望,人物的主体性也被取消.作者在对暴力、血腥和死亡的无节制的渲染之中态度冷漠,令人震惊.余华后期的创作开始有所转变,作者开始以冷静的笔触关注着苦难中的人的存在.本文以<活着>为例来分析余华后期创作的转变.
　　
　　实际上呢，象余华这种转变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人，或者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似乎总是在经历着“由爱生恨，恨极而爱”的过程。余华似乎也在经历着这种转变。从对“人性本恶”的推崇、对社会的无情鞭笞和肆意嘲弄，逐步转变为对社会的“大爱”，对人类延续和发展的信心，对“性善”的深刻赞成，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也是所有文人真正成熟的标志。

　　从文学的角度探讨，可以说，中国作家已经对西方作家全方位的模仿（内容和技巧）已经让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外化为我们的存在，这样的文学当然值得检讨。90年代以来，包括余华在内的中国作家已经作了重要调整，这样的文章很多，有一点值得提提：当代中国作家不在象过去那样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待政治 、道德 、社会、 伦理 、文化了，李健军先生针对文坛存在的为文学而文学的虚假现象作出纠正，对于作家创作来说，很有意义。

19，对于昆德拉这样的西方语境下作家的评论，还是多看看其他中国同行是怎样说的，我以为只读了他的一部小说或者只听说了他名字的，是不可靠的，会变味的；中国作家能在现在把批判现实主义玩好就很有成绩了，我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具备玩那样技巧和智慧的小说，所以只抓住“悬置道德”一类人云亦云的话语作料说事，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象我们这种文学为何物都弄不清楚的人来说，还是不要提那一些大师，免得让人笑话。

俄苏文学的道德感、抒情风格在塑造中国文学现代品格中，对20世纪中国作家品格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俄苏文学注定会继续扮演着“我们的导师和朋友”的角色，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20，中国需要发展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但现实主义作家们却步履维艰。在一个国家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干预和批判仍然是其神圣的使命。所以，不要在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以后玩弄什么“悬置道德”，中国作家不具备昆德拉的知识和学养，勉强弄现实主义吧，能写好已经很不容易了。

21，对于昆德拉这样的西方语境下作家的评论，还是多看看其他中国同行是怎样说的，我以为只读了他的一部小说或者只听说了他名字的，是不可靠的，会变味的；中国作家能在现在把批判现实主义玩好就很有成绩了，我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具备玩那样技巧和智慧的小说，所以只抓住“悬置道德”一类人云亦云的话语作料说事，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象我们这种文学为何物都弄不清楚的人来说，还是不要提那一些大师，免得让人笑话。
　　
　　现实经常闹出笑话来，常常是我们这里正在现代化的陷阱里困境重重，却有人在高呼什么“后现代”之类的话语，拿几个西方作家说事，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正视自己的问题，在我们这里确实是很困难的。好在已经有先锋作家恍悟了。我只所以推崇19世纪俄罗斯作家以及其他国家的批判主义作家的作品，原因十分简单：俄罗斯曾经有过与我们类似的困境，我们仍然需要干预现实从正面表达我们文化理想的作品，而不是高呼什么“后现代”之类的话语，学着洋人声称要“悬置道德”，我们要弘扬正面价值，这当然与那种过去年代虚假的伪道德是截然不同的。就此而言，说中国文学脱离现实，错吗？确实应该十分警惕。

22，说到“灵魂突围”，我觉得是个问题，目前，许多中国作家的创作到了自我重复走不出困境的地步。我觉得真正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丧失了作为精英作家生存的支点，无法进行自我角色定位；在世纪之交的当下，感觉到了中国社会文化有一种世纪末的“废”气，但又从精神和情感上自觉不自觉地沉醉其中而又不甘心就此颓唐和幻灭。《废都》这部书，从总的来看，就是写出了文人在这种背景下的自我迷失，他们“废”的尴尬处境。从这部小说对庄之蝶悲剧性命运与结局的描写中，你可以看出作者陷入“无物之阵”之中左冲右突而找不到生存出口的幻灭心态。从《沧浪之水》这部小说可以看出，当代知识分子大多又保守且软弱,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找到知识分子的出路.这便是当前知识分子陷入精神困境的表征之一。作家面对人生意义的真空，无所适从。许多作家老是想借着玩弄技巧玩出花样，都破产了，接下来怎么办呢？面对“无物之阵”，继续“悬置道德判断”自我欺骗吗？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中国，作家面对历史的灾难，要么摆出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批判别人、要么就是摆出一副受伤的总是我的可怜相，无休止地埋怨诉苦、怨天尤人。无论面对现实还是面对历史，当代中国作家很少有人能够向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对自己进行严厉的自我解剖和真诚的自我忏悔。而在俄罗斯，极权主义统治是那样残酷，然而，健康的因子并没有因为时间而被消失，而是在知识分子中不断生长。大多数中国作家，都是穿着传统内衣的人，缺乏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动力和能力。读鲁迅的人很多，却从来没有真正把鲁迅当作鞭子来抽打自己身上的虐性，连鲁迅当年窃火煮肉和抉心自食自我拷问的丝毫勇气都没有。

23，有时候流氓也有说实话的时候，也有抒发真感情的时候，但是，小资情调的人一听到热情、痛苦、疯狂、愤怒就不耐烦，在他们的词典里，有诸如政治，社会，底层民众，道德，权利，义务，价值，痛苦，压迫，专制，反抗，困境吗？很少的。我虽然痛斥流氓，对于小资的印象也好不到哪儿去。

24，曹雪芹的伟大也正在于此——他从根本上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中那种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陈旧模式，为小说开创了全新的精神空间和美学境界。诚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红楼梦》的悲剧，并非由几个“蛇蝎之人”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而是由《红楼梦》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最爱林黛玉的贾母、贾宝玉等人)共同制造的——他们都不是坏人，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这就使这一悲剧既超越了善恶的因由(“极恶之人”)，也超越了因果的设置(“意外之变故”)，从而在“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中发现了一种没有具体的人需要承担罪责、其实所有人都得共同承担罪责的“悲剧中之悲剧”。《红楼梦》能这样处理悲剧，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奇迹。
　　
　　然而，当代中国的写作，似乎总难超脱善恶、是非，总忘不了张扬什么，或者反叛什么，在艺术上未免失之小气。以前，是政治道德在教育作家该如何写作，等到政治道德的绳索略松之后，作家们又人为设置了新的善恶、是非，供自己抗争或投靠——“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论辩，“公共经验”和“个人写作”的冲突，“中国生活”该如何面对“西方经验”，“下半身”反抗“上半身”，等等，主题虽然一直在更换，但试图澄明一种善恶、是非的冲动却没有改变。因此，中国文学的根本指向，总脱不了革命和反抗，总难以进入那种超越是非、善恶、真假、因果的自由境界——这或许就是中国文学最为致命的局限。

                               <[--]><[--]>- 谢有顺《当代文学的致命局限》

25，

　　
　　给某朋友：

理解你的立场，尊重你的选择。列宾和齐白石都是大师。最近我就认真读一些传统的典籍，特别喜欢庄子。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我是一个现实感和历史感十分强烈的人，考虑到中国作家具体的话语语境，我推崇那一些关怀社会民瘼道德感相对强烈的作家。我认为，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探索。通过批评，对人类的生存和精神处境予以关怀、探索和思考，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表达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愿望，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我所关注的问题是：
　　
　　排除道德的问题，中国文学长期低迷的根本症结：从未站在生存的中心维度上写人。过去是反传统、反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寻根在控制的中国的写作市场，现在是语言迷宫或语言的世俗化占据了作家的心灵。这就是一个时代精神贫乏的真相，人在贫乏中该怎么办呢？难道还要带上痛苦在无边的精神荒原上流浪吗？只能彻底告别虚无主义，告别罪恶、残酷恐惧和无底的绝望和凄厉的死亡，走上神圣的救赎之路，填补人类心灵上中的某个终极空缺。真正有意义的文学是将人引到意义的道路上来，而非把人推到无意义的深渊中去。拒绝文化消解机制，拒绝伪信仰，重新回到意义的中心，从绝望的深渊中站出来，借着内在生命神情维度的建立，重新恢复人性中美好的情感，获得精神的超越和灵魂的救赎。

另外，我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有正义、尊严的批评品质，敏锐、独特的艺术直觉，严厉、勇敢的自我拷问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红烧肉我不喜欢吃，但是我不能说它不是好东西。对于我来说，我承认张爱玲是天才，但是我却不喜欢张爱玲的病态和自恋，就象我欣赏林黛玉的诗人气质却不爱恋她的病态一样。我有不喜欢她的权利。本文中我所选择的作家都是现实感强的作家，我只要求这一些中国作家灵魂大突围，并没有重点分析张爱玲、 沈从文 、高行健等另一类不同于鲁迅等作家的一路作家，相信不难体会我的用意。我觉得当下中国作家需要老实地在现实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上下点工夫，是有一定话语背景的。


　　
26，中国需要发展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但现实主义作家们却步履维艰。在一个国家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干预和批判仍然是其神圣的使命。所以，不要在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以后玩弄什么“悬置道德”，中国作家不具备昆德拉的知识和学养，勉强弄现实主义吧，能写好已经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