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于仲达《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感

作者:于仲达2006-06-2614:48:00发布于:博客中国分类:默认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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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在八十年代后期,那时我在黑龙江,由于母亲的影响接触基督教,也作了一定的研究。那时候,由于酷爱文学(人们都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实际上,那时我陷入了对自我的怀疑之中,这种怀疑起始于练气功,以及对气功理论的解读)失去了医学院的毕业证,心灵极度空虚,又极度痛苦,于是我接触了基督教。但是看到母亲她们整日里传经呀,礼拜呀,我也同他们一起传经,礼拜。但是我的传经却总是没有实际的效果,而礼拜也是流于形式。渐渐地我对这些感到厌烦,我要寻找其他的形式。因为我看到他们这些基督徒,同我所知道的西方的基督徒不一样。在他们身上多多少少可以看出某种实用性的追求,她们传教也都以基督教对人的某种实用性作为突破口。说得最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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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感  

                                                                   文 / 山中隐士

  读了于仲达先生的《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心潮起伏,这篇文章令我想起很多。令我想起了自己的过去,更感悟出了一点道理。

  我在八十年代后期,那时我在黑龙江,由于母亲的影响接触基督教,也作了一定的研究。那时候,由于酷爱文学(人们都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实际上,那时我陷入了对自我的怀疑之中,这种怀疑起始于练气功,以及对气功理论的解读)失去了医学院的毕业证,心灵极度空虚,又极度痛苦,于是我接触了基督教。但是看到母亲她们整日里传经呀,礼拜呀,我也同他们一起传经,礼拜。但是我的传经却总是没有实际的效果,而礼拜也是流于形式。渐渐地我对这些感到厌烦,我要寻找其他的形式。因为我看到他们这些基督徒,同我所知道的西方的基督徒不一样。在他们身上多多少少可以看出某种实用性的追求,她们传教也都以基督教对人的某种实用性作为突破口。说得最多的话是,信上帝死后可以进天堂。在中国,无神论根深蒂固,谁相信死后进天堂这一套说法。而我当时,接近基督教也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即解脱我当时巨大的痛苦,也把我领进一个新天地。然而我并没得到解脱,反而更加痛苦了。我感到了孤独和寂寞,也感到了绝望,那时我想到了死。但我没有,我回到了故乡,也找到了工作,但是医院的环境明显对我不适应。我很痛苦处境也很尴尬。我彻底绝望了,加上远离的黑龙江,对基督教渐渐的兴趣渐渐淡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佛教,佛教对我又是一番洗礼。

  在研究宗教的过程中,我隐隐觉得,中国人的确有一种鲁迅先生笔下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表现在自私,心胸狭窄,目光短浅。这种劣根性也同样表现在我身上,我绝望,我不顾一切。我的处境更加艰难。出于对自身的考虑,我对中国文化思考了很久。渐渐感到中国文化十分复杂,简直是说不清。

  从这些说不清的东西面前,我也抽出了一些心得,写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的世俗文化异常强大,且根深蒂固,这种实用性,功利性很强实用文化,追求形而下的东西,这种文化深入了人们的骨髓,令人发疯。这种文化暂且叫做中国的俗文化。

  二,而中国在俗文化以外,又的的确确存在着另一种文化,暂且叫雅文化。这种雅文化表现在曹雪芹这样的人身上,他们看透了人生,也有心补天,怎奈无缘,令人悲伤。在中国,每朝每代都有这样的人出现,又都不得志,不是郁郁而死,就是隐居。总之几乎没一个有好下场的。这反映了这种雅文化旨在少数人身上体现,而且只能独善其身。

  三,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雅俗文化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即使是干涉,俗文化也总是占上风。这就形成中国的智者总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

  四,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种修炼文化,这种修炼即是道家说的性命双修,从西游记中可知,这种性命双修是叫人直达彼岸的。但是往往需要闭关修炼,先练成自己的功夫,再到世上选择弟子。这颇像有些武打小说中所描写的。不同的是,那些武打小说中修炼的功夫是与武术有关的境界,而现实中道人修炼的功夫更偏重于彼岸的大智慧。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家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道家,然而,这种闭关的方法直接造成俗文化的兴旺。

  五,中国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脑瓜活,没有原则,唯利是图,而儒家学说正是针对中国人的这种特点来的,然而,在中国,仁也好,义也好,都只是一种面子上的东西,骨子里很少有人真正把他们当回事。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到有事了,才想起仁义来。

  六,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人的心态形象很大,一个因果报应令不少人胆战心惊,然而还是不少无神论者根本不信因果。在印度,佛典记载有很多王公大臣抛弃王位出家修行,而中国却很少有这样的事。到了中国,佛教也成了人们求才求官求平安的工具。而佛教的精髓却很少人知道。为此东渡中国想找接班人的达摩对他最先选中的梁武帝失望了,一直在少林寺面壁十年,才遇到了二祖神光。

  七,佛教跟道教不同的是,道教度人的条件很苛刻,必须有高尚的道德,飘逸的胸襟,来去自由的大气。试想在中国俗文化的空气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中,这样的人自然少之又少。故此道教在中国日渐式微。而佛教不同,他们可以度不同的人,没缺点的要度,有缺点的更要度。广度众生成了他们的口头禅。然而,具体说来,度人实在不易。禅宗有很多这种度人的故事。现举一例:

  石霜性空禅师是百丈弟子。一天,有位僧人来参拜禅师,请问什么是祖师西来意。性空告诉他:“如果有人在千尺深井中,能不靠绳索救出这个人来,我就回答你。”这位僧人不明白,又说:“近来湖南有位畅和尚出世,也为人东话西语。”性空笑而不答,呼唤一位小沙弥,说:“拖出这个死尸来!”事后,这位叫慧寂的小沙弥请教耽源和尚:“师傅,如何才能救出井中人呢?”耽源说:“嘿!你这白痴,谁在井中?”慧寂要弄个明白,又请教沩山。沩山和尚直接点拨他,呼唤道:“慧寂”,慧寂应答“在”。沩山说:“出来了!”

  由此可以看出,渡人实在是难,难就难在众人的慧根不同,有些人凭你怎么说都悟不了。因此我以为中国人世俗文化的强大同绝大多数人慧根太差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他们慧根差,看不到彼岸得灯光,只好在此岸胡作非为。这不但造成了罪恶泛滥,而且令雅文化没有生存之地。再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达尔文为了他的进化论到非洲某地考察,那里住着一个原始部落。这个部落时兴人吃人,凡是认为没用的人,都会被杀死吃掉。达尔文可到这种情况,很痛心,想改改这里落后野蛮的空气,输入文明的空气。于是他选择了一个孩子,把他带回了英国,对他进行英国式的教育。十年以后,那个小孩长成了一个小伙子,而且学问已足。达尔文很满意,于是把他送回了他的故乡,希望他能给这里带来文明。过了不久,达尔文又来到这个部落,向人们打听那个小伙子的情况。没想到,那人说我们早把他吃了,这话让达尔文惊呆了,问为什么,那人说,所有的人都有用找吃的的找吃的,劈柴的劈柴,就是他没用,什么也干不了,不吃他吃谁。说得达尔文哑口无言。

  这个故事中的小伙子多多少少同中国的曹雪芹式的智者有相近的命运,令人悲哀。一个国家和地区,当人的普遍意识都处于不文明状态时,少数的文明人不但改变不了那里的不文明,反而自身难保,这是显然的。再讲一个故事:

  在《郁离子》中,有这样一则寓言:一只鸟要学凤凰之鸣。临行前,遇见了另一只快死的鸟。那只鸟用深沉的语言对他说,你不要学凤凰之鸣了。其他的鸟只求形似,而你却力求神似,将来一定不会有好结果。那只鸟没有听从。几年后,功力大成。一鸣使整个森林为之落泪,却不幸被啄死于众凡鸟的嫉妒之下。

  通过这个故事,我更多地想到了中国的世俗,凤凰之语就好比是彼岸,在人们只求形似的情况下,求神似的人只会倒霉。

  八,从我母亲她们的基督教信仰来看,他们信基督也是很实用的,即死后上天堂。其实这也是很虚妄的,这并不是基督教的主旨。然而他们只能这样,因为他们理解不了基督教的精髓。他们所求的只是被尼采杀死了的宗教神,而尼采终生孜孜以求的哲学神,却无人明白——至少在农村和小城镇绝大多数文化不高的基督徒中都是这样。这样一来,基督教在中国便起不到在西方的那种作用。只有某些大慧根的人能产生这样的作用。

  九,总的来讲,东方文化是一种个体文化,他们的精髓只在个人身上体现,而且多是无字天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在社会方面的体现很令人失望。这里说的东方文化是指雅文化,由于雅文化的不着文字——这也是我的长诗中“须弥山啊,高万丈,人们望不到顶啊”这句诗的含义——使俗文化(社会文化)只能在一种不健康的水平上发展。而西方文化却是一种群体文化,他们的优势体现在社会方面,尽管在个体的体现稍差,却能带动整个社会的人口素质几乎是按平均水平发展,而且社会性较强。这样,他们当然发展快了。而中国却不同,由于几千年实行的个体文化,造成了人口素质的参差不齐,使有能力者得不到发挥,这当然要阻碍发展了。

  十,对于先生的《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一文中所说“中国文学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根基”这一观点,我是赞成的,然而在人素质普遍倾向于使用的情况下去,输入基督教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久而久之,基督教也会被世俗化,成为人们又一个实用工具。在文学上,这种精神缺陷的结果是产生不了世界级的大文豪,也起不到文学应有的社会效果。真正没有那种精神缺陷的人有的不到承认,也得不到发展,要想在整体上改变这种局面,单靠几个曹雪芹是不够的,必须有全社会人口素质普遍提高做基础。否则,那些曹雪芹也只能是独善其身,这同以前的隐士没有什么区别。

  十一,中国的雅文化是一种玄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哲学文化,而中国的俗文化却是赤裸裸的实用文化。在雅俗文化之间,缺少一个将二者连为一体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西方的群体文化,而这群体文化又是以基督教的信仰为基础。故此宣扬基督教在中国无疑是有益的,然而却不是立竿见影的,如果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也不会是十分有效的。因为儒学在人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而且纵观儒学与西方群体文化,他们之间有着相同或曰相似的主旨。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具体的提法也不同,产生的效果也自然不同。例如,基督教中的上帝,在儒学中叫天命,从本体上讲,而这含义很相近,但社会效果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将是最好的途径。即可以说,用现代文化改造传统文化,又可以说中西结合。这种结合对文学的意义也是不同寻常的,而且是更直接,更是建设性的。

  十二,在中国文人中,不乏有信仰之士,但更多的人没有信仰,即使是有信仰,也很不稳定,更不执着。逆境时痛苦忏悔,恨不能佛主上帝就在眼前;顺境时,又把一切信仰全抛脑后,满脑子名利。这算是什么样的信仰?如果说算,勉强可以算是初步的信仰,那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式的信仰。而深层次的信仰,以及对灵魂的拷问,他们没有这个心。

  十三,信仰,同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使人们保持一个美好的人格,另一方面用信仰保持的美好的人格多少有些勉强。美国著名评论家罗勃特·勃莱的,在一篇名为《华莱士·史蒂文斯和杰基尔》的评论文章中,谈及信仰的意义及其局限。他说:“文学是阴影介入到意识中的产物。”他又说:在古代,人们通常用宗教来阻止阴影进入意识,但这种阻止并没有将阴影消灭掉,而是将他们隐藏了起来。隐藏就意味着最终会有个爆发。这是一个大问题。

  十四,可以说,抛开哲学谈信仰同样是不明智的。说到哲学与信仰的关系这个话题,我想到了早已被人用滥了的在这里“异化”一词。异化本来是一个哲学术语,原意是一个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会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经过逻辑发展的阶段,再把自身异化为外部世界,然后再回到自身。费尔巴哈则利用异化一词来说明如何人借助于幻想把本质异化为上帝对之加以膜拜,而只有当人认识到认识人的最高本质的时候,才能消除这种异化现象,消除对上帝的迷信。在这里,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观点大致是一样的。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可以认为跟费尔巴哈所说的本质涵义大体相近。本质异化为上帝,此后人们只知上帝而不致本质;信仰也是一样,本质异化为信仰,人们就只知信仰而不知本质。这样上帝与信仰本身便蕴含着反上帝与反信仰的因素。只有把信仰上升到哲学高度,才能解决这一矛盾。这本质也就是于仲达先生文中所说的哲学的上帝。

  十五,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可以说佛教从来就没有叫人愚信,认为愚信也是虚妄。佛教的最高宗旨不是叫人信,而是达成菩提的境界,这菩提便是智慧的意思。世间的学问总是叫人抓住名利,而佛教却是叫人放开,只有放开才能明白菩提二字的真正内涵。但对于慧根太低的人,无法明白菩提的真正内涵。怎么办?佛教也有一句话:佛本一乘,三乘方便。就是说,佛教的最高宗旨只有一个——菩提。然而对于愚人却不能用这个目标,因为他们达不到。这样为了方便说教,只有化一而三——佛法僧。其实这三者都是从菩提二字中分化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异化来的。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下面这个故事:

  一天夜里,德山宣鉴侍立在龙潭身旁,龙潭禅师说:“夜深了,你怎么还不回去。”德山宣鉴便往外走,刚出去又回来说:“外面好黑。”禅师便点起一支蜡烛给他。他刚伸手接,禅师就一口吹灭。德山顿时大悟。第二天,龙潭对大众说:“这里有个汉子,牙齿好像剑树,张着血盆大口。一棒打不回头。他日异时,在孤峰顶上,树立我的道法。”德山宣鉴悟道后,便把《金刚经疏抄》等在法堂上一把火烧了。他感叹道: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意思是:穷尽了玄理佛论,也不过像放在虚空中的一根毫毛;用尽了世间机巧,也不过像投入巨壑中的一滴水珠。)德山宣鉴悟道后上堂说:“说得出来也三十大棒,说不出来也三十大棒。”德山的棒与临济的喝,形成禅宗特有的棒喝交加。有人问:“什么是菩萨?”德山宣鉴就用棒子打他:“出去!别到这里来拉屎!”“什么是佛?”德山宣鉴回答:“佛是西天老骚狐。”德山宣鉴有一天在堂上说:德山宣鉴有一天在堂上说:“我这里没有佛,没有祖,达摩是老搔狐,释迦牟尼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挑粪工,什么等觉、妙觉都是凡夫,菩提智慧、涅盘境界都是系驴的木桩。十二类佛经是阎王簿,是擦疮的废纸,什么四果三贤、初心十地都是守坟的鬼,自身难保。”临终时,德山宣鉴告戒徒子徒孙道:“扪空追响,劳汝心神。梦觉觉非,竟有何事!”(意思是:追逐虚空幻响,只会徒劳你们的心神,梦中醒来,才会觉悟到它的虚幻,明了本来无事的道理。)

  佛法僧并非佛教的终极目标,三者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叫人明白菩提。

  十五,解脱与否不能以貌论,就鲁迅先生而言,他解脱了吗?我说,他不但解脱了,而且得到了大解脱。那他的《野草》为什么还如此痛苦,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我说,这只是一种现象。为何?因为他彻底看透了现实世界的荒谬,怪诞和阴冷,也看到了人们的理想世界——同样荒谬,怪诞和阴冷,这种荒谬,怪诞和阴冷来源于他自己的内心,因为他的内心就是这样荒谬,怪诞和阴冷。因此,他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现实世界,也不把希望寄托于理想世界,更不把理想寄托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在他看来,这三者都靠不住。这种发现是那样的令人尴尬,更令人绝望。然而,他不能接受这种绝望,他要“在绝望中抗争”。这种抗争为了什么?答曰:什么也不为,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目的性,不为了在现实世界上得到什么,不为了在理想世界得到什么,也不为了在内心世界得到什么——不为了在内心压倒这种绝望,因为这是做不到的,而且“目的一旦明确,目的就会破壳而出”(语出艾略特的诗《小吉丁》),也就是异化。这样抗争的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他仍要抗争,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只有彻底明白这种宿命,才算真名明白了什么是解脱。

  十六,艾略特说,罪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对的,从佛教角度来讲也就是说,罪的原因是迷误,罪的不可避免来源于迷误的不可避免。

  读了于仲达先生的文章,引发了我这些感想,对与不对先不讲,且算一点心得吧!

本文作者:于仲达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链接地址:http://smbzd.blogchina.com/1549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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