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仲达VS老刁民：关于鲁迅的学术水平

                                         于仲达VS老刁民：鲁迅的学术水平及其它

老刁民：我们研究鲁迅，应该只限于文学领域，不能让他影响到学术领域（李泽厚说过类似的话）。在鲁迅的老师章太炎看来，鲁迅的学术水平根本不入流。章曾说过，鲁迅曾经是我的学生，有点才华，可惜最后成为了一个文人。鲁迅在学术上的造诣别说和章太炎、熊十里、冯友兰他们相比，就是连胡适都不如。鲁迅是受了尼采的影响，他有尼采的文字的力度，但是没有尼采的深厚的哲学修养。

于仲达： 那时中国四十年代以前那些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班人对于鲁迅都是有看法的,但政见的不同,并没有使他们看轻鲁迅的学术水平。胡适、梁实秋、叶公超和鲁迅不是一路人,但他们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杂文成就都有很高的评价。

                胡适先生针对苏雪林对鲁迅死后的攻击与诅咒，反而把她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胡适先生在复信中强调了三点：1，苏女士写给蔡先生的信，“还是旧文人的酸腐腔调”，要不得。2，“鲁迅自有他的长处，不可一笔抹煞”。3，数年前通伯先生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抄袭日人盐谷温氏之作，此大谬。“应由通伯先生再写一文，向鲁迅道歉”。复信的第一点，否定了苏女士对鲁迅的恶言谩骂。所谓“旧文人的酸腐腔调”，也就是旧文人相骂时的无中生有，舞文弄墨，“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恨不得靠漫骂将对方压倒。这一句“酸腐腔调”便把苏致蔡信彻底否定了。怕她受不了，又加了一句对鲁迅的正面肯定，让苏冷静下来。进一步举出通伯先生骂鲁迅的例子，则是对苏的婉言规劝：千万不要再重复通伯先生数年前的错。通伯先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西滢先生，是1925年、1926年间鲁迅的主要论战对象。不难看出，胡适先生在批评、规劝苏女士时，表现了一代学术大师的卓越风范。鲁迅逝世了，尽管鲁迅与自己生前政见相左，恶言有加，但鲁迅毕竟是“五四”新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怎可一古脑儿否定？不仅不能否定，骂错了的地方，还要向他道歉，为他恢复名誉。胡适的这个态度，其宽容、大度、雅量、明智，确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绅士风度”。如果说鲁迅的光明磊落让人由衷敬佩，那么，胡适的这种“绅士风度”也同样是让人高山仰止的。

      鲁迅与章太炎是有根本分歧的，把鲁迅说成是一个学者，我觉得这不是鲁迅本人的意愿。许寿裳回忆说，鲁迅在1905年以前就曾对他谈到三个问题：
　　
　　　　1．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2．中国的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3．它的病根何在？
　　
　　这才是鲁迅的真正追求。
　　
　　鲁迅转向文学后，1907年作《文化偏执论》和《摩罗诗力说》，讲求个性，承认天才。其时，章太炎也力倡以主观精神和道道力量作为革命动力，甚至直接提及尼采的超人思想。1908年，章太炎在日本开班讲学，前往受业的学生中鲁迅、许寿裳、朱宗莱、朱希祖、黄侃、钱玄同、钱家治、周作人等同班听讲。章太炎在诸弟子中，最为推崇的是黄侃。章太炎有学术救国之心，“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而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效”。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自己前去听章太炎讲文字学的原因是“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是因为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听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一原因是值得玩味的，“有学问的革命家”，意味着学问和革命对鲁迅来说同等重要。能让鲁迅佩服的章太炎，除却革命加国学，还有一条，即百折不回的精神病气质。

老刁民：鲁迅的人格没话说，他单凭他的精神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但他的人格也不见得高过古代圣贤和同时代的梁漱溟。他在文学和文学理论上的成就也没话说。但是要说到学贯中西，那就不能和我所提到的那些新儒家相比了。

    上面的三个问题很能涵盖鲁迅的一生。但是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哲学家们讨论的东西，不仅是鲁迅一个人的领域。第二、第三个问题么，我个人认为基本上是伪问题，国民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含糊的，它只能让文人之流发发牢骚而已。如果谁能用可信的统计数据资料告诉我当时有多少中国人的人格存在缺陷，我才信服鲁迅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由冯友兰、贺鳞他们来研究可能可有权威。

  还有，我以为，像您这样思想已经成熟的人、理性的去研究鲁迅、尼采式的人物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要是让一些思想还未成熟的年轻人去看鲁迅尼采的著作，对他们的好处不是很大，甚至可能培养他们学术上浮躁的情绪。现代年轻人，一听孔孟，就喊礼教吃人。一听传统文化，就嘲讽蔑视。不能不说是受到了鲁迅、陈独秀等人的影响。毕竟尼采既影响了鲁迅，也影响了希特勒，我们不能不多注意对鲁迅的态度。

还有啊，尼采曾提出过历史势利主义的概念。我看鲁迅、陈独秀、胡适就是其代表者。中国只不过近代衰弱了而已，他们就随便的瞎找原因来解释这个问题。一些人直接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些人力图实现汉字拉丁化，更有甚者提出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从根上坏掉了......想想当年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时期，伏尔泰、霍尔巴赫、魁奈等人似乎也提出过全盘华化的方案，现在看来实在是历史给人类开的玩笑。

　　仲达先生的文字极具吸引力，涵养更是没话说，期待您更多的大作。

于仲达：1,鲁迅的人格没话说，他单凭他的精神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但他的人格也不见得高过古代圣贤和同时代的梁漱溟。<[--]><[--]>关于这点，鲁迅和梁漱溟都是我尊敬的人，硬是分出谁比谁人格更高，其实并无必要，要看谁对社会贡献最大。梁漱溟的自信、认真、自律、好强等人格特征,正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体现,梁漱溟作为最后的旧儒家,最早的新儒家,一直秉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景仰梁漱溟主要是把他视为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梁漱溟是一个有道德洁癖，并且无畏地以自己坚信的道德理想，对抗一切外来压力的人。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最大的特点，是知行合一。在“文革”中，唯有梁漱溟一人能够保持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尊严，而在当下嚣嚣不已的“大陆新儒家”群体中，也还没有看到一个持儒家立场言说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勇气和精神。梁漱溟的独立精神与知行合一的态度，他对民主坚持不懈的追求，与他对芸芸众生，尤其是农民的苦难的深切关怀，都照出这个时代这群秉持儒家话语言说的文人的渺小与猥琐。而我所尊敬的鲁迅先生，他的硬骨头是独立人格的光辉楷模,在黑暗的专制时代,能够坚持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抨击时弊,追求真理,鲁迅杂文的伟大无疑是基于他伟大的人格!鲁迅深刻犀利的文字让那些靠卖弄语言文字技巧为生的卑鄙文人无地自容,我们的社会需要。
　　
　　 “……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 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我听得甚至有人说:‘他一世过着这样无聊的生活，本早可以死了的，但还要活着，可见他没出息。‘于是也乘我困苦的时候；竭力给我～下闷根，然而，这是他们在替社会除去无用的废物呵！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该走散，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并且为 消灭债券计，放火烧掉我的一间可怜的灰棚。我其实并不以债主自居。也没有债券。他们的这种办法，是太过的。我近来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常常想到像我先前那样以为“自所甘愿，即非牺牲”的人，也就是为此；常常劝别人要一并顾及自己，也就是为此。但这是我的意思，至于行为，和这矛盾的还很多，所以终于是言行不一致……”（1926年12月16日致许广平信）[鲁迅全集 两地书]
　　
　　2，鲁迅在文学和文学理论上的成就也没话说。但是要说到学贯中西，那就不能和我所提到的那些新儒家相比了。<[--]><[--]>-关于这点，我认为鲁迅也是学贯中西之人，只是为文目的不同而已，他不是一个文化巨人，没有提供惊人学说，但是鲁迅是一个自由意志的巨人，有此就足够了。
　　
　　3，我个人认为基本上是伪问题，国民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含糊的，它只能让文人之流发发牢骚而已。<[--]><[--]>-关于这点，国民性概念可能有一些含糊，但是绝对是一个真问题。我以前也有文章探讨过。我觉得把国民性与人性区别开，朋友范美忠曾将国民性改造和人性批判分开，请您参考一下：
　　
　　鲁迅未能很好地将人性改造和国民性改造作出区分（对这个论断我并不是很有把握，因为没有就这个问题作过专门研究）。如果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包含有人性改造的成分，那么鲁迅的思想就跟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路径确有同构之处，只不过毛诉诸政治强力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而鲁迅则是用诉诸人性和情感的文学手段，而且是个人的非强制的。要对人进行改造让人改变自私和恶的人性本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鲁迅基本还是提的国民性改造而没怎么提过人性改造，因此，在改造人性意义上说，鲁迅跟毛泽东的做法不是有特别大的关系。从根本意义上讲，把人改造成雷锋式的圣人跟共产主义理论的无私人假设的内在思想理路有决定性的关联。
　　　　什么是国民性呢？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国民的性质特点与他国国民的差异，他国国民所无，我国国所独有，或者虽为人性所共有，但在我国国民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性格、精神和灵魂品质的特点就是中国人之国民性。既然如此，那么国民性就有优点也有缺点。而就鲁迅概念中所指而言，他主要是指国民性的弱点。比如他所说的“麻木，怯懦，看客心态，缺乏爱与诚”等，这些特点是不是中国人所独有呢？未必！但与欧美一些民族相比，中国人这些缺点或者人性弱点可能表现得比较明显。而中国人与韩国人在足球场上拼搏精神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国民性的表现。如果鲁迅首先承认人性恶的一面根本上是无法改变的，而只是改变一些相比较于别的国民中的一些比较糟糕的精神品质，向德国、日本、美国、英国等优秀民族的国民看齐，国民性改造不是把把人改造成无私的灵魂绝对纯洁的人，而是改掉与那些优秀民族相比较为恶劣的品质，或者说学习优秀民族国民性的优点，而不是根本上改变人性。那么国民性改造思想不仅没有问题（这里必须借助神学资源，否则就是成问题的。人家可以问一句：你凭什么去改造人家的精神和灵魂？），而且到现在为止都还有很大价值。不过鲁迅似乎也不是想根本改变人性，而是认为人天性本善，而受后天环境教坏，从而青年只要摆脱这样的环境，保持其天性自然就好了（早年鲁迅）。但他在早期毕竟对人性恶估计不足。
　　　　为什么说国民性重要的呢？打个比方，同样是民主国家，有的国家也可以很糟糕，有的国家可以很好；而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可以与苏联的差距很大；同样是日本德国，无论专制还是民主时期，其发展都可以很好；可见国民性问题有其很大的重要性，大和民族日尔曼民族俄罗斯民族都是比较优秀的民族。而同样是一个民族，东西德之间，南北韩之间发展水平可以差异很大，可见制度问题也非常重要。国民性问题的意义在于：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良好制度的建立需要有足够责任心和勇气的国民去推动；在好的制度建立以后，需要有足够公民素养的公民去维持；同时，在良好的制度建立以后，国与国之间的高下就主要取决于民族的优劣了。
　　　　不过，鲁迅走用文艺改变人的精神和灵魂，也就是改变国民性的立人的路径时，他对制度建构的决定性意义显然认识不够。这跟他对英美政治实践既其政治学理论背景缺乏了解有关；也跟他对人性恶估计不足有关；还有辛亥革命给他带来的打击；以及对庸众的过度警惕；还有就是过于完美主义的态度导致鲁迅对在现有社会条件下建立良好制度和社会缺乏足够的信心。他说，如果国民还是这样的国民，那么无论怎样的制度都没有用的。不过，在今天有人从重视制度的决定意义来批鲁迅的时候，本身在思维上已经犯了非此即彼的一元化的错误，因为鲁迅是从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的个体内在精神的角度入手，而制度建构是外在的宏大的角度入手。两种思路相辅相成，不是对立冲突的关系。
　　　　
　　
　　4，我以为，像您这样思想已经成熟的人、理性的去研究鲁迅、尼采式的人物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要是让一些思想还未成熟的年轻人去看鲁迅尼采的著作，对他们的好处不是很大，甚至可能培养他们学术上浮躁的情绪。现代年轻人，一听孔孟，就喊礼教吃人。一听传统文化，就嘲讽蔑视。不能不说是受到了鲁迅、陈独秀等人的影响。毕竟尼采既影响了鲁迅，也影响了希特勒，我们不能不多注意对鲁迅的态度。
　　
　　关于这点，我基本赞同。鲁迅当年就曾说，他的书30岁一下的人是看不懂的，中国的读书人又不爱关注世事。
　　
　　鲁迅晚年慨叹过：“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书信?360405致王冶秋》）因此他强调要注意“知人论世”，纠正中国读书人“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偏颇。爱护性地指出过“胡风鲠直，易招怨”，“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觉得李长之“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书信?350619致孟十还》）。可见无论是胡风，还是李长之，当时都还未有“看得懂”鲁迅文章的“阅历”，没有上好“知人论世”这堂课，仍然“陋于知人心”，因而不可能真正认识鲁迅的深刻性，他们与鲁迅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隔膜”。胡风虽然早就指出鲁迅是思想家，却远远没有理解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的深刻性究竟在哪里；李长之则干脆不承认鲁迅是思想家，对鲁迅的认识仅停留在人生感受和文学艺术的层面上，以西方的抽象理念代替中国的具体国情，用德国思想家的标准硬性地苛求鲁迅。因此他们都对鲁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误察，而他们自己也不约而同地跌入中国某些政治权术者设好的陷阱，铸成人生的大悲剧。但这又绝对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天真、主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的大悲剧。这种悲剧之所以造成，主观原因之一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不像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得那样深刻，只有诗人的激情，又不懂政治，不懂权术”。具有这样的精神特征的人，在中国这样的国情面前怎能不命运蹉跎呢？而这也正是李长之产生“鲁迅不是思想家”这一误察的主观方面的精神性根由之一。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认识主体与鲁迅这个客体之间，是存在着漫长而曲折的距离的，无愧为中国知识精英的胡风、李长之尚且难免“隔膜”，就不要说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了。
　　
老刁民：佩服仲达先生的认真，除了第三个问题之外，您上贴中其他的观点我都基本赞同。
　　
　　1。您在上贴中所说的国民性，有点类似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说的广义的制度要素，即包括了精神、文化和传统习俗的软件要素。其实韦伯的这个观点已经历史事实给被证伪了。当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天主教而非新教的，而且儒家文化圈的亚太地区在战后的经济崛起也可以有力的回击。韦伯所说的这种新教精神可能是最接近于所谓国民性的概念了。您对国民性在一国建设中发挥作用的证明，说实话都比较笼统含糊，其实一国的发展，和其人口、地理、气候、资源乃至机遇等因素都有着重大的关系，决不是一个制度一个国民性所能涵盖的了的。而制度、资源都是可以衡量的，甚至传统习俗和文化的精神力量也是可以加以分析的，惟独国民性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说不清楚。我倒是觉得，国民性是一部分中国人出于自卑感而提出的。觉得中国制度、科学落后还不够，非要把人性的因素也给扯近来。
　　
　　2。还有，人性是善还是恶与一个国家能否开出现代民主政治没有关系。这种观点本身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张灏自己提出来的（目前我还不知道西方有哪个学者把民主与人性恶结合起来）。波普指责这种观点为精神自然主义，归根结底不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态度。因此，孟子说人性善是一个价值判断，是体现了人的尊严和价值的。
　　
　　3。制度能否单纯用建构来表述还是一个问题，而制度的建设是和民族文化认同分不开的，就牟宗三、唐君毅、徐复关努力的成果来看，儒家思想和现代民主政治是不矛盾的。
　　
　　4。说当时中国人的国民性与美、德、日等国比起来糟糕，这是独断的一种设定，而这种设定的还是根源于中国近代衰落的事实，还是逃脱不了尼采所说的历史势利主义。还有，我自始至终认为，中华民族是优秀的，她为整个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中华民族拾起她的自尊心之时，也是这个伟大民族复兴之日。亨停顿说的非西方国家的第二代精英知识份子本土化也是这个道理，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贬低本土文化，这是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的现象，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需要否定之否定的。因此，我认为当今国人应当否定掉鲁迅的国人国民性缺陷的认识。

于仲达：也谢谢您的认真。我对于鲁迅留下的精神资源一向很重视。
　　
　　1，关于国民性问题。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和人讨论过，不过我是密切结合鲁迅的作品来讨论的，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要回到鲁迅那里去。否则无法讨论。
　　
　　国民性在一国建设中发挥作用都比较笼统含糊，是因为不容易有明显效果。精神层面的东西不那么容易改变。正象您所说的一样，其实一国的发展，和其人口、地理、气候、资源乃至机遇等因素都有着重大的关系，决不是一个制度一个国民性所能涵盖的了的。对此，鲁迅在对国民奴性的剖析的时候都已经说的十分清楚了。国民性到底是什么东西确实不是一下就能说清楚的，而且还是一个外来词，语义不清楚，但是可以把它缩小一下：
　　
　　 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中国的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
　　　　
　　这才是鲁迅的真正追求。
　　
　　我不觉得，国民性是一部分中国人出于自卑感而提出的。这是鲁迅正视的本土问题探索的本土问题。中国制度、科学落后，原因之一就是国民性的因素。
　　
　　
　　我以前写过一篇关于探讨国民性的文章，请参考《“改造国民性”过时了吗？<[--]>- 驳李大苗 》。

  2，关于这点，还可以参考杨曾宪先生的文章《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兼评刘禾对鲁迅形象的扭曲》http://www16.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919579&Key=549296862&strItem=no01&idArticle=212839&flag=1(刘禾认为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是明恩溥教士写的那本《中国人的素质》，鲁迅的阿Ｑ简直就是明教士理论的拷贝。鲁迅几乎是在形象化地阐释作为殖民话语的国民性理论。因此，刘禾认为鲁迅的国民性理论，是受蔽于美国传教士明恩浦的殖民霸权话语，进而否定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杨曾宪在"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兼评刘禾对鲁迅形象的扭曲"一文中，对刘禾的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

3，人性是善还是恶与一个国家能否开出现代民主政治没有关系。这种观点本身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张灏自己提出来的（目前我还不知道西方有哪个学者把民主与人性恶结合起来）。
　　
　　关于这点，值得认真讨论。但不知道您是否读过杨小凯先生的《基督教与宪政》，他就上述问题联系起来，当然，我不是十分赞同。
　　
　　4，制度的建设是和民族文化认同分不开的，就牟宗三、唐君毅、徐复关努力的成果来看，儒家思想和现代民主政治是不矛盾的。
　　
　　 关于这点，我也在思考中。制度的建设是和民族文化认同分不开的，我认同对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应充分认识鲁迅的独特作用。儒家思想和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但是用政治强力推动儒学发展被证明不是一条好路。有人提倡儒家基督主义，您认为呢？
　　
　　5，因此，我认为当今国人应当否定掉鲁迅的国人国民性缺陷的认识。
　　
　　关于这点，涉及对于鲁迅的整体认识，我觉得不易轻易否定。

老刁民：首先我要先说明，精神力量的因素我是十分重视的，而且在某些时期它发挥了比物质力量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国民性的概念决不是和精神因素等同的。国民性这一概念主要落在“国”上，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式的民族国家，它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和民族的视野，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的普遍性格是什么样的？除了像孟德斯鸠似的观察这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气候因素好像没有更好的方法；而精神因素则表现了一种文化的概念，它是以文化的特性为视野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儒家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要想理解中国人的性格或价值取向，看看儒道释的经典就可以了，从中我们大概可以推出中国人的性格所受的影响，但是并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体现了或承载了这种三教的思想。而国民性就不同了，一国之中多少人包含了一种普遍性格就可以把这种性格称为这个民族的国民性？到底有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又是如何界定的？国民性所能表达的东西都可以有精神文化得到概念所涵盖，而且后者又要精确了许多。因此，在我看来，国民性这个概念毕竟是多余的。
　　还有，现代化过程中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盛行，也是我所担忧的一个问题，我以前也贴过一篇贴子名位理性的吊诡的贴子。不过一般看来，这种现代化所带来的道德危机都是与古典主义的绝对道德伦理规范相对立的，重新回到古典主义的德性伦理观中去，似乎是解决虚无主义的最佳途径。

于仲达：基本赞同您的观点。实际上呢，鲁迅的批判国民性的思路，让人错误地以为他不考虑民族的地理环境气候因素，他不过更侧重精神或灵魂层面，并没有否认其他方面。
鲁迅晚年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个人对“国民性”的理解，决定了他走灵魂改造这一条路子，他自己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他事情，当然他已经认识到这一思路的不足。于是，当代学者开始精神层面以外，开始“制度批判”，其实还有许多，比如经济 和教育以及新闻 等。
　　
猕猴桃和橘子：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具体是什么。如果撇开官方宣传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四大发明之类的，先秦以后，中华文明对近代世界思想史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否可以称之为“不可估量”？先秦以后，有哪些中华文明的东西是现在的科学、哲学研究领域所必须奉为经典，或者是信仰上所不可或缺的。
　　还是说其实中国人除了一座历史博物馆和一些琴棋书画美学领域的独到技巧，已经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贡献给当今世界文明。这是否可以称之为“不可估量”。
　　尊重祖先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为什么要把祖先的地位抬高？我以为我们尊重历史传统，尊重我们这个民族单纯只是因为她存在的时间比世界上很多其它的民族要长。仅此而已。她遭受了分裂、战争、天灾的侵袭却依然没有消亡。仅此而已。至于她的成就有多么的辉煌，那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那些辉煌并非我辈造就出来，造就它的人跟我隔了几个时空，我有什么值得高兴自豪的？难道我要去沾染祖先的功劳，我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吗。我可以去研究它，研究它为什么会辉煌（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博物馆存在的最大价值），来为我所用，然后我成功了，我才会自豪。除此之外，一切历史传统，一切伟人伟绩，都无法使我从心底产生自豪和骄傲。如果我看到我辈和其它种族的人民的发展水平相比是有差距的，那么我一定会难过、会有自卑感，然后去学习别人，在学习别人的过程中不断发现自我、改善自我。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转变过程。
　　鲁迅先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沿着真理的道路往前行走了一步。“国民性”的提出本身是必然的，尖锐的，是在民族自我转变、重塑过程中的心理调适点。对于爱好“复古”的中华文明来说，这是一把自剖的手术刀。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是在“复古”、保守地崇尚先古文明这个价值观中不断地轮回，从数千年前到现在，中国人都在重复历史的悲剧，重复历史的苦难。之所以会提出“国民性”这个概念，就和中国这个特别的历史不断重复、悲剧不断重演的环境紧密相连。
　　按照常理，一代人总会和一代人有所差别，认识是不断运动不断发展的，文明是不断进步的，所以顽固的“国民性”问题存在的几率会比较小。
　　然而中国是例外。中国历史学家们认为封建压迫存在如此长的时间，一个原因就是虽然新的朝代和帝王会不断出现，但新的王朝仍然延续了旧王朝的管理体制及其核心理念。这个新的王朝相对于旧的王朝来说，只是换汤不换药，物质条件上有所改善，本质的东西仍然在。这一点不但为历史学家所关注，文学家都很善于捕捉。像余华、张煒等人的小说，还有许多当代作家，都很善于描绘一种家族的、民族的、沉重的、无奈的、无法抗拒的宿命。这个规律放在中国人身上仍然适用。为什么“国民性”被提出来？因为中国人要审视自己为什么世世代代到最后都要和祖先走同一条路。祖辈的历史为什么又要在我们自己身上重演。某种国民性本该只属于历史上某一代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早就该随着那一代人的消亡而进入坟墓了，然而为什么至今这种国民性仍像幽灵一样飘荡在社会上？以至于竟然全体中国人身上都会有它的影子？唯一的解释是：中国人自先秦以来没有进步，没有发展。这是历史的枷锁，历史的宿命，要靠中国人自己破除。
　　我以为现代中国人应该相信鲁迅先生的精神和意志。先把传统荣耀抛开，把历史的精神枷锁锤烂，把我们背后的那座金碧辉煌的大陶瓷博物馆砸了，一个个赤手空拳地跳出来，以追求真理、追求人生的真实为目标，破除虚夸和浮躁，认真生活，认真反省，认真努力地为世界作贡献，这期间的失败、自卑都不要紧，一切为了真理。
　　另：看余华看到现在，《活着》和《兄弟》到底是不是一脉相承？《兄弟》里的苦难无法打动人。那种苦难是虚无的。文字间丝毫没有深厚的情感，余华的态度不再严肃。我感到失望。

老刁民：按照科学理性态度，即使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不是“必须奉为经典，或者是信仰上所不可或缺的。”

    （yuzhongda81@sohu.com, 安徽界首，0558<[--]>3700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