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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2007年1月21日在“关天茶舍”发表了《于仲达访谈录——鲁迅先生见证了我曾走过的十年艰难岁月》一文,对过往研读鲁迅的系列文章作了总结回顾,我一直在思考后鲁迅时代的精神归属，这样漫长的追问让我苦闷而又焦灼。恰遇基督徒伊非凡妹妹的真诚讨论,让我觉得受益匪浅。本文深入从基督文化的角度解读鲁迅内心的精神困惑，有力地指出“鲁迅之单一之人纬度的汉语人生改造没有指望。这就使鲁迅的后来人无须重走鲁迅的路，无须再象鲁迅一样完整地经验那样痛苦的绝望、换气、煎熬，再是应接着鲁迅的终点转向别一视域求拯救。而我的体会是，向鲁迅之单一之人向度的拯救跨过一步，就是神之纬度进入人生的神的拯救。”本文的要点在于,没有将鲁迅的存在意义简单的加以抹杀,而是从解剖鲁迅自身的困惑和焦灼入手,令人信服地得出如下结论:正视“求乞者”鲁迅的“失败中的自觉”，痛下决心解决信仰问题,告别精神上的“无赖状况”,或许就是我们的任务。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盛行的都是流氓逻辑和丛林法则，缺乏爱的土壤，让人无奈的是，往往在最要紧关头，暴力总是最坏的打算，虽然暴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觉得也不妨运用一下。这样我无法皈依上帝,陷入了“精神困境”。鲁迅先生就是一个启蒙者、自我反思者和寻求拯救者,只是他没有寻找到拯救的力量。站在黑暗中，我拒绝阳光，思想悲观，找到了宽恕的力量,也是一个希望通过基督教而被救赎的人，但是,由于残酷现实的刺激却让我难以皈依上帝。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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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无法栖居的渴望飞翔鸟儿,你们又将飞到哪儿呀? [阅读全文]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也指出：“文学不是生活必需品，作家供养制度应该取消”，翻翻近几年的畅销书，《狼图腾》不是专业作家写的，韩寒也不是专业作家。能不能写出精品，不在于你是不是专业作家，有没有受供养。自从有了作家供养制度，许多作家衣食无忧，反而没有了创作灵感。别的不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力旺盛的众多大家，在被国家供养后，创作力反而大不如前，少有精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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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点的可贵之处更在于，是将中国国民性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我自己也就一直认为国民性与生存环境有关，并反复在一些文章和《一个奴隶的手记》中具体点到，不象那个学者那样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从这点来说，投向宗教，不一定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如果不解决生存问题，不解决人在现实中具体的生存权利，奢谈什么“基督”和“信仰”，那是无视人的权力，也是从这点来说，我认为鲁迅的“反抗”仍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再说鲁迅的“反抗”，是理性反思后的“反抗”。学习西方文化，重在反思。我要强调的是，在极权主义毫无变化的情况下，生命的自由高于任何宗教理念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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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鲁迅的“反抗”仍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再说鲁迅的“反抗”，是理性反思后的“反抗”。学习西方文化，重在反思。我要强调的是，在极权主义毫无变化的情况下，生命的自由高于任何宗教理念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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